摘要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

李子嵬

摘要：《陶冶图》以图画的形式将制瓷工序直观、生动的表达出来。唐英配以说明性文字的《陶冶图说》最广为人知，但其只是《陶冶图》众多版本之一。受院话本《陶冶图》的影响还出现了大量相关内容的外销画，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到中国瓷器。

关键字：陶冶图 石渠宝笈 外销画

 

在古代文献中，有些事物不容易用文字表述清楚，或者为了直观地表达作者的意图，就会使用图像的形式来进行补充。“图，经也，文，纬也”，这种“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1]的表现形式出现于各类文献之中，如：我国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春秋时期的《考工记》，就有各种工具的插图。之后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元代的《农书》、明代著名的《天工开物》等科技文献，都大量使用插图来对文字内容进行补充和诠释。文学作品也不例外，元、明时期出现了各种绘图与全像古今小说。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以多幅画面，连续表现一个故事或事件的发展过程，并配有相应的文字，来传播知识的又一种文献类型。这类图文并茂的文献中有影响大、流传广的南宋《耕织图》(图1)、元代描绘煮海制盐的《熬波图》(图2)、清初介绍海南黎族生活的《琼黎风俗图》(图3)以及唐英等人的《陶冶图》……本文就院画本《陶冶图》的版本及其影响作一考证。

图1 耕织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 《熬波图》

图3 琼黎风俗图（局部） 海南省博物院藏

 

一、院画本《陶冶图》的流存

“院画”是中国画的一种，一般指宋代以后宫廷画家的绘画。清代康、雍、乾三朝为宫廷画院的鼎盛期。其时的院画风格华丽而细腻，且受欧洲绘画影响，注重写实，以透视和明暗方法表现物象的质感和空间感。这一时期创作了许多反映社会风貌、生产活动、风土人情的纪实性绘画，《陶冶图》就是其中之一。

清吴瓖等编著的《石渠宝笈》卷二十三载：“院本《陶冶图》，戴临书《图说》一册，次等，地一。素绢本，右方着色画。凡二十则，末幅款云：‘臣孙祐、周鲲、丁观鹏恭画’。左方戴临书《陶冶说》，款云：‘臣戴临敬书’。册前空幅书《序》，并录画目，后署：‘督理九江钞关内务府员外郎臣唐英恭编’十七字，书画各二十幅。”[2]

《石渠宝笈》记载的《陶冶图》是乾隆皇帝命宫廷画家绘制的，它描绘了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要过程，共二十幅，并由唐英配以文字说明，生动地再现了景德镇古代制瓷工艺，是最直观的陶瓷工艺文献，被誉为“古代制瓷工艺流程的最完整纪录”[3]。

《陶冶图》流传至今，有多个版本，目前所见：

1、1982年，《景德镇陶瓷——纪念唐英诞生三百周年专辑》(以下简称《专辑》)中刊有《陶冶图》黑白图片，共十五幅。

2、1998年在台湾鸿禧美术馆举办的《中华文物集粹·清玩雅集收藏展》(以下简称《收藏展》)中，展出的设色绢本《陶冶图》，共二十幅。

3、《清史图典·雍正朝》(以下简称《图典》)一书，刊出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陶冶图》，共八幅。

上述《陶冶图》，以《收藏展》中展出的私人藏本最为完整。据笔者所知，这套《陶冶图》是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1996年春拍中的拍品，为设色绢本，共20开，左文右图。第一幅“采石制泥”图中有“乾隆御览之宝”(方印及圆印)、“石渠宝笈”、“重华宫鉴藏宝”、“乐善堂图书记”5方收藏印。最后的“祀神酬愿”文末落款：“臣戴临敬书”，钤有：“臣临”、“敬书”；图后书：“臣孙祜、周鲲、丁观鹏恭画”，钤印：“臣观鹏”、“恭画”。(图4)

、

图4 《陶冶图》

从上可知，台湾私人藏本《陶冶图》的开数、书画作者、署款内容以及署款位置均与《石渠宝笈》中记载的《陶冶图》相一致，尤其是“石渠宝笈”、“重华宫鉴藏宝”的收藏印特别重要。《石渠宝笈》将各宫所藏字画，按字、画、书画合册等分类编号。贮藏于重华宫的院本《陶冶图》列为“书画合册”的次等，编为“地字一号”[4]，所以“石渠宝笈”和“重华宫鉴藏宝”的藏印可证，该《陶冶图》可能就是《石渠宝笈》所记载的《陶冶图》。

前述《专辑》中十五幅图至少有三个版本，其中：“采石制泥”、 “淘练泥土”、“炼灰配釉”、 “旋坯挖足”、“烧坯开窑”、“圆琢洋彩”、“祀神酬愿”七幅与《收藏展》为同一模本；“采取青料”这幅又与《图典》为同一模本(图5)。

图５-1《专辑》之“采取青料”

图５-2台北故宫之“采取青料”

 

“制画琢器”一幅则图、名不符，从画面看，该图以各种颜色釉的瓶、罐为前景，主室中，一人坐在辘轳车前，为一大罐修坯；另室，一人正在拉坯，所拉大罐几乎成型；画面右侧，一人左手抱瓶，右手使笔；另一人正专注于身前画有图案的大瓶，似乎是画坯的情景。但，熟悉景德镇画坯的人都知道，绘制大瓶时，大瓶都是放在专用的木架上，身旁要有画案，以便放置多管毛笔和盛颜料的碟子。而画面上抱瓶男子身旁是一木凳，凳上放有一盆水。另一人怀中放着盛有液体的木盆，大瓶是置于一大木盆内，身旁还有一大缸。这种画面表现的应该是补水和施釉的场景。《收藏展》中也有这幅图，题名为“琢器造坯”，因此，《专辑》里的“制画琢器”当为“琢器造坯”之误(图6)。

图６ 误为“制画琢器”

 

另有一幅“琢器修模”，其名目未见于唐英的《陶冶图说》，而且制瓷工艺中琢器无须过模，所以并没有这一工序。从画面上看，室外晾晒着许多瓶、罐，室内是一男子在辘轳车上拉坯，坯件是大缸，该图应该是“琢器造坯”的又一版本(图7)。

图７“琢器修模

 

其余五幅中“圆器修模”、“圆器青花”、“束草装桶”三幅所绘人物较为特殊，他们衣着清代长袍，蓄清早期的金钱鼠尾发式 (图8) ，与其他《陶冶图》的人物有较大差异。因为在诸多院画题材中的人物均为束发方巾，身着明代常服，这类蓄金钱鼠尾发，穿清代服饰图像的绘制年代尚需考证。

图８-1“圆器修模”

图８-2“圆器青花”

图８-3“束草装桶”

 

《专辑》所载的《陶冶图》为什么会如此混乱呢？据悉，这十五幅图是用私人提供的玻璃质底片翻印的照片。所拍原物是分散资料的拼凑，还是一人所藏，不得而知。如果是分散资料拼凑，或者是有图无文，图文由编者自行编排，才会出现上述现象。

图９署焦秉贞《陶冶图》

 

院画本《陶冶图》除上述几个版本外，还有一册被法国私人藏家收藏。据米歇尔·伯德莱和盖伊·瑞恩德介绍，此册共三十幅，绢本设色，署名焦秉贞[5]。但遗憾的是仅发表了一幅(图9)，无法观其全貌，该风格细腻，构图严谨，用笔工整，极具宫廷院画的风格。焦秉贞系清早期宫廷画家，主要活跃于康熙、雍正时期，因此该图册的下限不会晚于雍正。人们一般认为《陶冶图》绘制于乾隆年间，甚至还有人认为是唐英绘制的。那么乾隆之前有没有《陶冶图》呢？我们不妨通过文献来寻找答案。与《陶冶图》相关的文献有：

1、乾隆三年(1738)，高宗交下《陶冶图册》二十幅给如意馆，指名要“唐岱画树石，孙祜作界画，丁观鹏画人物”[6]。

2、《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档》载：“清乾隆八年（1743）四月初八日：催总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高玉交陶冶图二十张。传旨：著将此图交与唐英，按每张图上所画系做何枝叶，详细写来，话要文些，其每篇字数要均匀，或多十数字，少十数字亦可。其取土之山与夫取料，取水之处皆写明地名，再将此图十二幅按陶冶先后次第编明送来。钦此。”

3、清乾隆八年（1743）五月唐英《遵旨编写〈陶冶图说〉呈览折》：“奴才接到来文，随钦遵谕旨，敬谨办理。按每幅图画内所做技业，并取土、取料之山，逐一编明，并将图幅先后次第，另编总幅，恭呈御览。至陶务为琐屑工作，图既未备，编亦不能详列。惟谨就图中所载，遵旨编次，伏祈皇上睿鉴。”[7]

4、成书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的《国朝院画录》载：“孙祜、周鲲、丁观鹏合画《陶冶图》一册。凡二十则，末幅款：‘臣孙祜、周鲲、丁观鹏恭画’，左方戴临书‘陶冶说’，款：‘臣戴临敬书’，册前幅书序，并录画目，后署：‘督理九江钞关内务府员外郎臣唐英恭编’，书画各二十幅。”[8]

 

上述文献给我们提供了如下信息：

1、乾隆三年之前宫廷就藏有《陶冶图册》；

2、乾隆三年唐岱、孙祜、丁观鹏三人绘制过《陶冶图》；

3、孙祜、周鲲、丁观鹏三人也合绘过《陶冶图》；

4、乾隆八年唐英编写的《图说》是依据孙祜、周鲲、丁观鹏的《陶冶图》所编。

由此可证乾隆三年之前宫廷就藏有《陶冶图册》，其绘制时间极有可能是雍正或更早。

 

二、院画本《陶冶图》的影响

《陶冶图》出现后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不但宫廷屡屡绘制，在民间的反响也十分强烈，许多民间画手运用不同的绘画技巧绘制了各类版本的《陶冶图》，有彩色版、单色版、木刻版……

木刻版中影响最大的是《景德镇陶录》中的《陶成图》，刊刻有：取土、练泥、镀匣、修模、洗料、做坯、印坯、旋坯、画坯、荡釉、满窑、开窑、彩器、烧炉等十四道工序(图10)。尽管较院本《陶冶图》少了几道工序，但因为蓝浦是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在工艺细节上的描绘则更加准确。

图10-1《景德镇陶录》之做坯

图10-2《景德镇陶录》之做坯

 

彩色版中最具代表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册《景德镇陶图记》，也是十四幅，依次是：取土、淘泥、做坯、旋坯、乳料、画坯、蘸釉、满窑、烧窑、开窑、红彩、烧炉(图11)。其绘画水平远不及院画本，描绘的场景与前述木刻版《陶成图》有不少相似之处。

图11-1台北故宫《陶图记》取土

图11-2台北故宫《陶图记》乳料

图11-3台北故宫《陶图记》烧窑

 

在众多版本的《陶冶图》中，外销画的数量远远超过国内版本。究其原因，大概与我国陶瓷外销，及中国陶瓷在国外受欢迎的程度有关。

中国陶瓷早在唐朝就开始源源不断的销往国外。“我国瓷器早在八世纪就由我国船舶或经阿拉伯商人之手传到印度、波斯，并由波斯到达埃及，以至阿非利加的东部与北部，甚至有些记载说，通过地中海，还远到西班牙。”[9]

外国人在得到精美瓷器的同时，对瓷器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充满了好奇。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其远航归国之后，于1298年写下了《马可·波罗游记》，向欧洲人展现了一个瓷器发明之国——中国的迷人面貌。英国人简·迪维斯在其所著《欧洲瓷器史》一书中说到“几乎整个十八世纪，真正瓷器制作工序仍然是一个严守着的秘密”[10]。

为了了解瓷器的制作方法和过程，法国耶稣教传教士昂特雷科儿斯（汉名殷弘绪）于清康熙年间来到景德镇，并在此生活了七年之久，他一面传教，一面收集景德镇的制瓷技术，写出了两份共三万余字的报告信，将景德镇制胎、施釉、烧成的技艺传递给欧洲教会[11]。

《陶冶图》的出现让西方人有了一个直观、系统的了解中国制瓷工艺的机会。为了满足西方人对中国陶瓷生产的好奇心，也为了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出现了大批以《陶冶图》为蓝本的图册，并远销国外，受到西方国家收藏者的青睐。据已发表的资料统计，欧美各国收藏的不同版本的《陶冶图》就有24册之多（图12）[12]。

图12-1巴黎塞夫勒国家瓷厂图书馆之《陶冶图》

图12-2巴黎塞夫勒国家瓷厂图书馆之《陶冶图》

图12-3巴黎塞夫勒国家瓷厂图书馆之《陶冶图》

 

三、小结

目前流传的院画本《陶冶图》有三个以上版本，其中以《中华文物集粹·清玩雅集收藏展》中的《陶冶图》最为完整。其开数、书画作者、署款内容以及署款位置，均和《石渠宝笈》中的记载一致，加之“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的鉴赏印和“石渠宝笈”、“重华宫鉴藏宝”的收藏印，足以证实该图即《石渠宝笈》所记载的版本。

关于院画本《陶冶图》的年代，一般都认为在乾隆时期。但通过文献考证，在乾隆三年之前宫廷就藏有《陶冶图》。而法国私人收藏的署焦秉贞的《陶冶图》绘制时间应是雍正或更早。

院画本《陶冶图》对后世影响很大，催生了各类不同绘画技巧的《陶冶图》。其中外销画的数量最多，流传最广，究其原因，可能是欧洲人在喜爱中国瓷器的同时，更想了解瓷器制作过程。于是，一批画匠开始大量绘制这些纪实性绘画，来迎合和满足世界各国人的心理需求。

 

[1].郑樵《通志·载记》卷七，商务印书馆，1932

[2].《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八《石渠宝笈》，卷二十三，中华书局，1997

[3].李国桢、郭演仪《中国名瓷工艺基础》，上海科技出版社，1988

[4].同[2]

[5].Michel Beurdeley及Guy Raindre:《Qing porcelain,Famille Verte,Famille Rose》,伦敦：Thames and Hudson,1987

[6].余佩瑾《别有新意——以乾隆官窑的创新为例》，《乾隆皇帝的文化大业》，台北故宫博物院，2002

[7].《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档》

[8].《胡氏书画考三种·国朝院画录》卷下,上海中国书画保存会据胡氏原刻本影印，1924

[9].陈万里《宋末——清初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瓷器》，《文物》，1963年01期。

[10].简•迪维斯《欧洲瓷器史》，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1

[11].法国：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大象出版社，2005

[12].林业强《清代制瓷连环画研究》，《广州艺术博物院院刊》04年第1辑、中国文化中心《LASPLENDEUR DUFEU—燃烧的辉煌》2004年等

 

作者 李子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