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民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 副研究员）

本文所讨论的“匜”，圆口带短流，虽在元代大量出现，但至明代几乎销声匿迹，具有较强的时代性，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研究者以史料为基础，通过实物与文献对比，认为此类器物有 “有嘴折盂”、“马盂”、“盂镟”等名称。本文以出土器物自铭为基础，以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出土刻铭鎏金錾花铜匜器底篆书“承议郎乍匜”为参考依据，称这类圆口带流器为“匜”。

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出土了青白、 卵白、青花、霁蓝等不同釉色品类的瓷匜，器皆芒口，弧壁，涩底，短流带系。由于出土地层有早晚之别，瓷匜在形制上也略有差异。本文以地层和类型学资料为依据，对落马桥窑址出土瓷匜的制作工艺、形制演变及用途略作探讨。

一、落马桥窑址出土瓷匜

在落马桥窑址的考古发掘中， 根据出土器物与纪年器物的比对以及地层叠压关系，可将元代地层分为早、 中、 晚三个不同时期，在中、晚期地层中均出土了瓷匜残片，分别介绍如下。

（一）元代中期地层出土瓷匜

在 T3 第⑦c 层下开口有一打破生土层的灰坑H5，坑内出土了大量瓷片、窑具和砖瓦等，其中包括青白釉匜4件。

图一 青白釉印花匜（T3H5 ∶ 360）

青白釉印花匜2件。标本T3H5∶360，芒口，缺流，弧壁，涩底内凹。口沿处饰一周弦纹，外壁印一周缠枝花卉纹，足部线条自然，足、底无修坯痕迹。釉面混浊，印花图案不清，内壁加工痕迹明显，近足部边沿沾有少许釉料。口径9、底径5.8、高3厘米（图一）。

图二 青白釉印花匜（T3H5 ∶ 245）

标本T3H5∶245，整体器形、大小与标本T3H5∶360 相同，器壁高度二分之一处开梯形小口， 镶接一短槽形流， 短流上沿和器壁连接处高度与芒口一致，但此处涩胎痕迹超出芒口圆弧之外，短流向外斜出后渐升高回落呈弧形，其最高点超出芒口高度，短流与内壁连接处转折明显，短流下端以泥条卷曲一圈作卷云状小系。小系制作粗糙，泥条间空隙较小，几乎被釉料填满。口径9厘米、底径6厘米、高3厘米（图二）。

图三 青白釉堆塑缠枝牡丹纹匜（T3H5 ∶ 220）

青白釉堆塑缠枝牡丹纹匜1件（T3H5∶220）。芒口，弧壁，涩底。外壁以瓷泥堆塑缠枝牡丹纹，枝干线条不够流畅，但牡丹花头立体感极62强。高5.1厘米（图三）。

图四 青白釉匜（T3H5 ∶ 301）

青白釉匜1件（T3H5∶301）。芒口，局部略有凹凸，似为垫烧物不平所致，浅弧壁，涩底较平。器壁高度三分之二处开梯形小口，镶接梯形短槽流，短流上沿与器壁连接处高度与芒口一致， 但此处涩胎痕迹超出芒口圆弧之外，短流向外斜出后渐升高回落呈弧形，其最高点超出芒口高度，短流下沿与内壁连接处稍有转折，短流下端以泥条卷曲一圈作卷云状空心小系。口沿下饰一周凹弦纹，足部线条自然，足、底无修坯痕迹， 内壁非水平方向加工痕迹明显。内外均施青白釉，短流口上下均有积釉现象，外壁两侧积釉较多，底部沾有少量釉料。口径 15厘米、底径 10.3厘米、高 4.7厘米（图四～六）。

图五 青白釉匜（T3H5 ∶ 301）内底

图六 青白釉匜（T3H5 ∶ 301）外底

 

（二）元代晚期地层出土瓷匜

F12 发现于在第④a层下， 在房址范围内的填土中出土了大量卵白釉、青花和高温色釉瓷残片。根据出土器物判断，F12为落马桥窑址内规模较大、等级较高的元代晚期建筑遗迹。经整理、修复，F12内出土卵白釉匜、青花莲池纹匜等。

图七 卵白釉匜（F12 ∶ 179）

卵白釉匜2件。标本 F12∶179，芒口，弧壁，涩底较平。器壁高度三分之二处开梯形小口，镶接梯形短槽流，短流上沿与器壁连接处低于芒口高度， 向外斜出渐升高回落呈弧形，其最高点亦低于芒口高度，短流下沿与器壁连接呈一斜坡状，线条流畅无转折，短流下端以泥条卷曲一圈作卷云状空心小系。口沿下饰一周凹弦纹，足部线条自然，内壁加工痕迹明显。内外均施卵白釉，釉面温润光洁，短流口沿上下及外壁均有积釉。口径13.5厘米、底径7.8厘米、高 4.7厘米，短流高4.6厘米，短流与器壁连接部位高4.5厘米（图七）。

图八 卵白釉匜（F12 ∶ 178）

标本 F12∶178，器 身大部缺失。短流下端以泥片重叠卷曲两圈作卷云状空心小系。口径13厘米、高4.6厘米（图八）。

图九 青花莲池纹匜（F12 ∶ 228）

图十 青花莲池纹匜（F12 ∶ 228）外底

青花莲池纹匜1件（F12∶228）。芒口，弧壁，涩底。内壁绘一周缠枝花卉纹，内底绘莲池纹，外壁绘变形莲瓣纹，莲瓣内绘勾云纹。器底转折处积釉。口径13.6厘米、底径 8.2厘米、高4.5厘米（图九、图十）。

图十一 蓝地白花匜（F12 ∶ 230）外壁

图十二 蓝地白花匜（F12 ∶ 230）内壁

蓝地白花匜1件（F12∶230）。残片。内外壁施霁蓝釉，用白瓷泥直接在蓝釉表面堆画折枝花卉。内口沿釉面毛糙，有粘连迹象。高5.3厘米（图十一、十二）。

T3H1开口于T3④b层下， 出土了大量瓷片、窑具和砖瓦等。经过对出土器物的类比分析，发现此灰坑年代跨越元、明两个时期，但无明显叠压，而是元、明遗物处于同一地层，因此推断T3H1为窑业次生堆积。经修复有霁蓝釉匜等器物。

图十三 霁蓝釉匜（T3H1 ∶ 1）

图十四 霁蓝釉匜（T3H1 ∶ 1）外底

图十五 霁蓝釉匜（T3H1 ∶ 15）

霁蓝釉匜2件。标本 T3H1∶1，缺流。芒口，弧壁，涩底较平无垫烧痕迹，足部微外拱，弧线自然无修坯痕迹。足部釉面线条呈多边形转折，无人为起釉修刮痕迹。底径7.8厘米、高4.7厘米（图十三、十四）。标本T3H1 ∶ 15，器身大部缺失。器壁一侧斜出镶接梯形短槽流，短流上沿与器壁连接处低于芒口高度，短流下端以泥片重叠卷曲两圈作卷云状空心小系。短流口沿、芒口弦纹处积釉均较厚，呈色较深。短流长3.5厘米、流口宽1.7厘米（图十五）。

 

（三）其他

T13H2后期扰乱严重，开口层位不详，只能断定为元代遗迹，但无地层可寻。坑内包含部分匣钵、窑具，出土瓷片以青白釉为主，其次为卵白釉、青花等残片。

图十六 青白釉匜（T13H2 ∶ 381）

青白釉匜1件（T13H2 ∶ 381）。器形极小。芒口，涩底。槽形短流弧线斜出后高于芒口，短流下亦以泥片作小系。口径5厘米、高1.6厘米，短流宽1 厘米（图十六）。

图十七 卵白釉匜（T13H2 ∶ 340）

图十八 卵白釉匜（T13H2 ∶ 340）外底

卵白釉匜1件（T13H2 ∶ 340）。器形与标本F12∶179 一致，足部釉面线条亦呈多边形转折，涩底洁白纯净， 底沾有釉料却不见粘沙痕迹。口径 13.6厘米、底径8厘米、高4.6厘米（图十七、十八）。

综上可知，落马桥窑址元代中期地层出土瓷匜有大小口径两式， 其短流上沿与芒口平接， 连接弧线斜出后最高点超出芒口高度，并且短流两侧涩胎痕迹超出芒口弧度。小口径瓷匜（如T3H5∶360、245）短流下部与内壁连接处位置较高，转折明显，短流下端以泥条卷曲一圈作实心小系。大口径瓷匜（如 T3H5∶301）器壁偏厚，弧壁较直（口径与底径之比偏小），短流下部与内壁连接处高度降低， 转折较自然，短流下端以泥条卷曲一圈作空心小系。元代晚期地层瓷匜弧壁弯曲度增大（口径与底径之比增大），口径、底径均有缩小（相对于元代中期大口径瓷匜而言）， 短流上沿低于芒口与器壁镶接， 连接弧线斜出后最高点亦低于芒口，下部与器壁连接平滑，过渡无转折。

 

二、制作工艺探讨

落马桥窑址考古发掘出土瓷匜的地层虽早晚有别，器形稍有差异，但在制作工艺上有许多共同点。以下从成型、施釉、装烧三方面入手，对其制作工艺进行探讨。

（一）成型

落马桥窑址出土瓷匜，少量外壁有印花装饰，此类器物为模印成型无可非议；无印花者外壁亦无修坯刀痕，且内壁非水平方向的修坯痕迹明显，足壁微外拱，弧线自然，平底无釉且均无修坯痕， 这些器物成型加工迹象表明，外壁无印花瓷匜器身亦为阴模印坯成型。短流转折处棱角圆滑，无镶接痕迹，说明短流亦是模印成型。两者坯体模印脱模后，在器壁开口处镶接短流。因此，瓷匜成型属于模印后再镶接的琢器类加工成型工艺。

（二）施釉

由于元代大量使用乳浊釉，此种釉烧成时流动性特别低，故能从器物不同部位的积釉情况，还原出其内外壁的施釉工艺。

落马桥窑址出土瓷匜内外口沿均有积釉现象，内外壁釉面光滑，呈色均匀，足部釉面线条自然流畅，呈多边形不规则转折，涩底常沾有釉料，短流两侧及口沿处积釉较明显。

综合釉面特征分析，笔者认为这些瓷匜内壁是以荡釉法施釉，即釉料倒入器内往同一方向晃荡（故出土器物中常见内壁口沿有弧形缺釉现象），待四壁粘满釉后，多余的釉料经短流口倒出，少量釉料回流到口沿外壁，故短流两侧及口沿下部会有积釉。又因荡釉时手指会与坯体外底接触，稍不注意底部就会沾上一些釉料。

从外壁足部釉面线条呈多边形转折推断，外壁是以淋釉法施釉，即瓷匜坯体口朝下悬空置放，施釉工匠拿装有釉料的容器，淋向坯体足部作直线小范围转折， 而不是转动坯体，让釉料淋在足部，所以足部釉面留下的是多边形转折而不是圆弧形。当淋釉角度和力度稍有偏差，釉料就会冲向足底，故底部又有沾上釉料的可能。瓷匜底部朝上施釉时，短流外壁近乎平面，故该处积釉较明显。当内外壁满釉后，根据装烧需要， 工匠把瓷匜圆口上的釉料刮除，露出坯胎，足部有积釉却不清理。

（三）装烧

景德镇瓷匜的装烧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涩底又芒口，这很难让人理解此类器物是如何装匣入窑的。湖南省博物馆李建毛根据器物特征，推测匜有可能为底与底相对或者口与口相对一覆一正装烧。南开大学李钰分析了不同窑口瓷匜在造型上存在的细微差别，认为景德镇窑瓷匜口沿不是封闭的圆， 口沿及圈足皆露胎，应是使用匣钵多件摞烧，而龙泉窑、钧窑瓷匜口沿完整，是一个封闭的圆形，口沿皆施釉，圈足露胎，应是匣钵单件垫饼支烧而成。李钰对瓷匜口沿圆形完整与否总结得非常客观， 但对装烧工艺的表达则较为含糊，不知“匣钵多件摞烧”指的是仰烧还是覆烧。

假设景德镇瓷匜如李建毛所说为一覆一正入炉烧造，那么无论是底与底相对还是口与口相合，涩底都要与其他物体紧密接触，平底外侧就会是装烧受力部位，而且底部多少会留下一些装烧痕迹。但从落马桥窑址出土瓷匜来看，由于施釉工艺的原因，瓷匜平底外侧常沾有釉料，工匠却可以不做清理，且该处釉面光洁没有任何受压、黏结迹象，反而垫烧痕迹都在口沿。从力学角度分析，圆形不具有稳定性，虽然口沿周长不变， 但圆弧很容易发生变化。落马桥窑址出土瓷匜圆形口沿切有小口，口沿的稳定性就更差， 烧成时更难保证口沿不变形，再加上其外壁又镶接一短流，烧成时短流会产生向外的拉力，假若瓷匜仰烧则口沿一定会严重变形。如李钰所言，龙泉窑瓷匜口沿为封闭的圆，所以就不用担心烧成时口沿变形的问题，故龙泉窑瓷匜可以仰烧。但落马桥窑址出土瓷匜如前所述， 因为口沿不是封闭的圆，所以只能采用覆烧。与此同时还应注意到，落马桥窑址出土瓷匜的口沿均有装烧受压痕迹，并且元代中期地层出土瓷匜短流两侧涩胎 范围超出芒口直径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圆形口沿几乎都处于同一个水平面，无仰烧器物口沿两头翘呈船形的状况，而涩底外侧转折处沾了釉料也不清理，故可以肯定底部不是装烧受力面。因此，落马桥窑址出土瓷匜装烧一定是采用了单件覆烧工艺，且垫烧器具稍大于瓷匜芒口，其逐渐高出芒口的短流两侧的涩胎范围才会超出芒口直径。

图十九 落马桥窑址出土青花菊纹匜

20世纪80年代在落马桥窑址进行的发掘中， 于元代地层内出土了一件青花菊纹匜（图十九），其口径13.6厘米、底径8.7厘米、高4.5厘米，短流低于器物芒口高度，涩底无釉，芒口局部有受压而凹凸不平的现象，口部弧线呈内外扭曲状，但芒口始终处在同一水平面上。这种口部在同一平面内扭曲，应是烧成时芒口局部不能同步收缩所致。

图二十 落马桥窑址出土细颗粒耐火土平面垫饼

2012年在落马桥窑址进行的发掘中，于元代灰坑（T13H2）出土一件细颗粒耐火土平面垫饼（图二十），直径16.5厘米、厚2.8厘米，按器物泥坯 10%的收缩率，此平面足以放下任何形制大小的瓷匜坯体， 其质地为颗粒较细的耐火土，结构致密，基本能满足瓷匜坯体放在上面覆烧时平滑收缩的要求。但由于耐火土黏度不好，加工又不够精细，多次入窑烧造后，表面剥落露出许多小坑洞，造成局部不光滑。

上述青花菊纹匜， 口沿虽处于同一平面，但圆弧有明显扭曲变形，应是放在表面不够光滑的垫饼上覆烧造成的。而出土的细颗粒耐火土平面垫饼，极有可能是元代工匠为解决瓷匜仰烧变形而量身定制的覆烧窑具。

 

三、瓷匜形制演变及功用

从各地出土资 料可知 ，唐、宋时期金属匜以有圈足为多，短流直线斜出后超出器物圆口高度， 流下几乎不见有系，口沿则由四瓣花口和五瓣葵口改为折沿或唇口（外卷一圈），以加固其口沿强度，如陕西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鎏金鸿雁纹银匜、甘肃肃南大长岭唐墓出土银匜、浙江临安水邱氏墓出土银匜、内蒙古赤峰辽耶律羽之墓出土银匜、陕西吕氏家族墓出土刻铭鎏金铜匜等。入元以后，金属匜则以无圈足匜为主，短流呈弧线垂落状，几乎都有小系，小系呈卷曲状连接短流与器壁，如湖南衡阳窖藏出土银匜、无锡元墓出土银匜、合肥元代窖藏出土银匜、湖南涟源出土银匜等。从无锡元墓（1321 年）出土银匜可知，当时银匜短流改变形制，由高高翘起转为平缓， 短流最高点与器物圆口高度几乎一致。

龙泉窑和景德镇窑在元代大量烧制瓷匜。龙泉窑瓷匜多为圈足， 在器壁开一个小洞与镶接的短流相通， 短流最高点超出器物芒口高度，无系，底部起釉一周以便支圈仰烧。景德镇窑则以烧制平底无圈足瓷匜为主，芒口，器壁开口镶接短流，短流下部以有系者居多。落马桥窑址出土瓷匜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形制变化，主要可分3式。

图二三 落马桥窑址瓷匜与无锡元墓银匜

Ⅰ式 瓷匜外壁有印花、堆花装饰，短流最高点超出器物芒口高度， 短流下部与器壁连接处较高，转折明显，短流下端以泥条卷曲作实心小系。此式瓷匜釉面浑浊， 成 型 工 艺 粗 糙。标 本 T3H5 ∶360、245（图二三 ∶ 1）等青白釉匜均属于Ⅰ式。

Ⅱ式 瓷匜器壁厚重， 涩胎平底面积较大， 短流最高点亦超出芒口高度， 短流下部与器壁连接处位置降低，转折较平坦，短流外壁以泥条卷曲一圈作空心小系。此式瓷匜在落马桥窑址出土较少，仅T3H5 ∶ 220、301（图二三 ∶ 2）两件青白釉遗物。

Ⅲ式 瓷匜器壁变薄， 涩胎平底面积缩小， 短流上部低于芒口高度与器壁镶接， 其最高点亦低于芒口高度，短流下 部 与 内 壁 连 接 处 无转 折， 并自器底开始缓坡向上延伸， 短流外壁以泥片卷曲一至两圈作空心小系。此式瓷匜出土分布面积广，且品类较为丰富。如 F12 内出土的卵白釉匜 （F12 ∶179、178）、青花莲池纹匜（F12 ∶ 228）、蓝地白花匜（F12 ∶ 230），以及 T3H1 内出土的霁蓝釉匜 （T3H1 ∶ 1、15）和T13H2 内出土的卵白釉匜（T13H2 ∶ 340）。

标本 F12 ∶ 179 属于Ⅲ式，高 4.7 厘米，短流最高点高 4.6 厘米， 短流与器壁连接部位高 4.5 厘米（图二三 ∶ 3）。测量数据显示，其短流降低了 0.2 厘米与器壁镶接，假设在不改变短流形制的情况下，短流与芒口水平镶接， 短流最高点高为 4.8 厘米，形制就与无锡元墓出土带系银匜一致（图二三 ∶ 4），短流最高点仅高出芒口高度 0.1 厘米。

标本 F12 ∶ 179 短流降低 0.2 厘米与器壁镶接，应与瓷匜覆烧关系密切。覆烧器物时， 器物口沿依靠垫烧物维持水平， 这就需要制作覆烧垫饼时特别考究，必须把垫饼泥坯放在辘轳车上修平。由于同心圆范围的高低最容易保持一致，所以有经验的工匠为了减少垫烧器物口沿变形，装匣时往往会刻意让器物与垫饼圆心重合。落马桥窑址出土Ⅰ、Ⅱ式瓷匜，由于短流最高点超出芒口高度， 坯体只能以垫饼边沿为界，开口处紧靠在垫饼边缘， 短流飘出垫饼范围，如此覆烧除非垫饼与瓷匜坯体芒口直径大小一致，否则很难让瓷匜坯体与垫饼圆心重合，这为垫饼的制作和入匣装烧带来极大不便。Ⅲ式瓷匜短流最高点低于器物口沿 0.1 厘米，这样瓷匜坯体反扣在垫饼上， 短流不仅不会与垫饼接触， 两者圆心还很容易重合，这让垫饼制作和器物装烧更为便利。

瓷匜镶接部位的稍许降低， 既保留了短流较平的形制， 又方便入窑烧制。因此，落马桥窑址出土的Ⅲ式瓷匜是景德镇制瓷工匠对无锡元墓出土带系银匜形制模仿后的改进产品， 是根据制瓷需要而进行的改革与创新。

此外，我们知道，金属匜短流下卷云状小系的主要功用是支撑镶接的短流， 增加稳固性。而景德镇瓷匜经过入炉烧制，短流与器身融为一体，从器物结构而言，瓷匜无须这样的支撑。瓷匜短流下单薄的小系，既不能作为吊环随身携带，也不能作为器柄用手去执，无任何功用。但景德镇窑瓷匜短流下面几乎都有一个小系， 且早期小系制作粗糙， 后期小系制作精美。笔者认为，瓷匜短流下的小系最初是对金属匜器形的一种模仿，后来逐渐成为习惯，变成一种装饰，应不是所谓“传统型匜（无系）是日用水器，耳环型匜（有系）是外来酒器”的说法。

关于瓷匜的功用，以往人们引用最多的是“奉匜沃盥”，认为传统型匜形器物是洗漱的水具。亦有学者将金、元壁画所描绘的图像与元代窖藏、墓葬出土器物比对，确定俗称为匜的器物与玉壶春瓶、盘盏为元代常见的酒器组合。

图二一 唐素面金铫

图二二 宋定窑白瓷三系壶

此外，由于匜短流、平底，与唐代用来暖药的素面金铫（图二一）和宋代用来煮茶的三系壶（茶铫）（图二二）类似，有人推测其也作为暖酒的用具。但是，匜口沿与短流相对的一侧既没有便于镶接手柄的接口，芒口四周也没有安装提梁的孔洞。在元代，人们用一个加温无处着手、芒口敞开的器物来暖酒绝非易事。更何况落马桥窑址考古发掘出土的器物中，还有一件小瓷匜口径 5、高 1.6 厘米（T13H2 ∶ 381），只可用手心捧着。因此，匜形器物用来暖酒及以何方式暖酒，还需进一步探讨。

图二四 山西屯留元代壁画墓（M2）西壁侍女备酒图

 

山西屯留元代壁画墓（M2）西壁的侍女备酒图中，左侧木桌上放置一匜形器物，与之同时出现的有盖罐、碗、杯、劝盘、酒尊、酒杓，两侍女一人执壶、一人捧劝盘（图二四）。此墓东壁的侍女备茶图中， 高桌上放置酒尊、 盖罐、碗、盏托等器物，左侧侍女持注子，右侧侍女持茶盏并以茶筅击拂（图二五）。另据叶倩分析，右侧侍女右手执物在左手的容器中捣弄[24]。此侍女备茶图局部放大显示，右侧侍女手把的是带短流器物，而非茶盏，另一手拿类似茶筅状的器物作搅拌状（图二六），左侧侍女一手托、另一手持注壶作倾倒状， 长流对着右侧侍女，似乎要在其搅拌时添加注壶中的液体。

图二五 山西屯留元代壁画墓（M2）东壁侍女备茶图

 

壁画中添汤、搅拌的情形在文献中亦有记载。元代成书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己集“诸品茶”条谓：“兰膏茶，以上号高茶。研细一两为率。先将好酥一两半。溶化倾入茶末内。不住手搅。夏月渐渐添冰水搅。水不可多添。但一二匙尖足矣。频添无妨。务要搅匀。直至雪白为度。冬月渐渐添滚烫搅。春秋添温汤搅。 ”而成书于元天历三年（1330 年）的《饮膳正要》中多处有 “酒调一匙头”、“温酒调下一匙头”、“酒调服之”、“以酒一杯和匀温饮之”的记载。由上述文字描述得知， 在调配兰膏茶与调和松子膏、醍醐油时，需要有容器装盛茶末及特殊方法提炼的膏、油等，按不同时节分别与冰水、温汤、暖汤等各类酒水调和搅匀。

图二六 山西屯留元代壁画墓（M2）东壁侍女备茶图局部

 

综上所述，落马桥窑址出土的大小不一（口径有5厘米、9厘米、14厘米之别）的瓷匜，极有可能是捧在手心用以装盛、调配食物的容器，其底部无釉可以增加摩擦力，以免搅拌时瓷匜滑落，广口便于目测搅拌均匀，一侧带流便于倾倒。

 

四、小结

从落马桥窑址出土瓷匜的工艺细节观察，瓷匜的施釉方式内壁为荡釉、外壁为淋釉。瓷匜口沿为圆形并不封闭，仰烧容易变形，因此工匠以垫饼托住口沿，采用单件覆烧方法减少变形。

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形制变化，落马桥窑址出土瓷匜可分 3 式。其中，Ⅲ式瓷匜器壁薄，弧壁弯曲度大， 短流上沿低于芒口与器壁镶接，短流下部与器壁连接平缓，短流最高点低于器物芒口高度，且此式瓷匜制作精细，装饰品类丰富，是最便于装烧和倾倒的器形，因此其是落马桥窑址最为成熟的瓷匜形制。

鉴于落马桥窑址出土瓷匜大小不一， 小者极小，作为暖酒之物似乎无从着手，其是否作为温酒器使用还需做进一步论证。笔者根据山西屯留元代壁画墓侍女备茶图的图像资料以及《居家必用事类全集》、《饮膳正要》等文献资料，推测瓷匜是调和搅拌茶、酒的容器。此观点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学者对瓷匜功能的关注。

 

作者 江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