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朱山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

朱明璋 景德镇市国控集团

摘要：在清代景德镇御窑厂的督陶官们身份多有变化，任职时间长短不相同，能力也有高低之分。

关键字：清代 御窑厂  督陶官

 

历史上景德镇御窑厂的最高行政长官应是督陶官了，但在明、清两代的职官制中没有督陶官这一专职，只是根据烧造需要而临时委派。清代自顺治朝开始恢复御窑厂到宣统朝结束，督陶官都一直是由行政官员担任，这与明代多以内侍太监充当，有明显的不同。

清代御窑厂督陶官制度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明显的变化：

一、顺治至康熙时为地方官员与中央官员临时性督陶，官员无定制。

二、雍正至乾隆中后期乾隆四十三年为内务府司员督陶，虽为兼管，官员有定制。

三、乾隆晚期至清末为地方官员督陶，仍为兼管，官员有定制。

清代督陶官职责自雍正以来，主要负责征收淮安关（乾隆四年之前）九江关的关税（乾隆四年至清朝结束），而对于瓷器的烧造只是兼管，即奏报大运及传办瓷器解运进京，钱粮报销，每年不定期去御窑厂督察监管，多不具体参与瓷器的烧造，即使是唐英也是如此。任职期限以三年为一任，而长期在御窑厂负责具体瓷器烧造的官吏是由内务府派的人员，称为协造、副协造。

临时差员督陶时期

顺治时期

有关顺治朝督陶官记载不多，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有《浮梁县志》、《饶州府志》、《江西通志》、《景德镇陶录》。

据《浮梁县志》载：“国朝顺治十一年，奉旨烧造龙缸……每烧出窑，或塌或裂。自十一年起至十四年缸造二百余口，无一成器。经饶守道董显忠、王天眷、王锳、巡南道安世鼎，巡抚院郎廷佐，张朝璘，俱临监督，终不克成。顺治十六年奉旨烧造栏板…… 经守道张思明、工部理事官噶巴、工部郎中王日藻督造亦不成，官民咸惧[1]。” 

顺治时期前后两次负责监督烧造的督陶官员有：董显忠、张思明、张朝璘、郎延佐、噶巴、王日藻。

前者是地方文武督造，后者是地方与中央部院司员联合督造。显然，后者的人员搭配已趋向合理。二者联合可取长补短，于瓷器烧造有益处。遗憾的是他们督陶时间过短，且督陶不力。

 

康熙时期

虽然康熙十年之前是否烧造文献中没记载，但起码说明康熙十年之前并无大规模的烧造。康熙十年时虽有烧造祭器，但督陶官为何人则并未提及，笔者分析认为应该是地方官吏监督。康熙十三年因三藩之乱，景德镇遭到严重破坏，民居被毁，而窑基尽圮，大定后烧造无从，故真正意义上的御用瓷器烧造应该是在康熙十九年以后。

据《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载：“康熙十九年命内务府、工部司官各一人，往江西烧造瓷器。二十七年，奏准停止江西烧造瓷器”[2]。又据《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载：“康熙十九年十月遵旨……动用江西藩库正项钱粮，烧造瓷器，以供内用。所用钱粮，由工部奏销” [3]。又《景德镇陶录》载：“康熙十年，奉造祭器等项陶成，始分限解京。十九年九月，始奉烧造御器，差广储司郎中徐廷弼、主事李廷禧来镇，驻厂监督……二十二年（1683年）二月，差工部虞衡司郎中臧应选、笔帖式车尔德来厂代督，一直持续烧造到康熙二十七年。[4]”此后大量的瓷器源源运抵京城，故广储司于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份设瓷库专门贮瓷。故康熙时期督陶官为：徐廷弼、李廷禧、臧应选、郎廷极四人，前三位是康熙中早期督陶官，郎廷极是后期督陶官。

徐廷弼：正五品 清康熙年间任广储司郎中，康熙十九年至二十一年驻厂监督。任职期间向民窑征调夫役，具算公币。

李廷禧：正六品 清康熙年间任广储司主事，和徐廷弼同时驻厂监督。

臧应选：正五品 清康熙时任虞衡司郎中，康熙二十二年被朝廷派往御窑厂督造御器。在他督陶的七年中，御窑厂所造瓷器各色俱全，其中尤以鲜红、蛇皮绿、鳝鱼黄、吉翠、黄斑点为最佳。其督造时被称为“臧窑”。

郎廷极：清康熙年间任江西巡抚，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1705-1712年）兼管督陶。在其督陶时，创造一种红釉瓷器，极为名贵，被称为“郎窑红”，还有创造出珍贵素三彩。

 

九江关监督督陶时期

雍正时期

雍正朝虽然只有13年，但御窑厂生产的瓷器品种质量均达到鼎盛时期，督陶官制度已经确定。最为典型的是由内务府官员兼理陶务。虽然是兼理，但说明了御用瓷器的生产管理已由朝廷的行政机关转向皇族事物的管理机关。尤以雍正皇帝朱批奏折史料价值最高。首当其任的是内务府总管年希尧，雍正四年至十三年正三品，管理淮安关务兼管景德镇窑务近九年之久。

后世把雍正时期的官窑瓷称为“年窑”。这是因为，首先年希尧是内务府总管大臣，直接受命承办烧造御用瓷器；其二烧造瓷器所用的银两是由他所管理的淮安关支付的；第三瓷器烧成之后是由长江、淮水运到淮安关署，再转送进京城。故被称之为“年窑”也是在情理之中，而真正成就“年窑”辉煌当属在御窑厂具体负责烧造瓷器的协造唐英。虽然年希尧管理淮安关务，兼管景德镇窑务长达九年，但年某督陶只是“遥领”，不负具体烧造之责。常年驻守淮安关署（今江苏淮安），距离景德镇路途遥远，仅往返就需40多天。

雍正四年内务府郎中赵元被派往御窑厂筹备烧造事项，雍正五年开始烧造，但赵元任职时间不长，一年后离任回京。在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八月唐英以内务府员外郎头衔，从五品奉使景德镇御窑厂佐理陶务，充驻厂协理官，直至雍正十三年年希尧被革职。

 

乾隆时期

唐英：乾隆元年至三年，以内务府员外郎管理淮安关务，其中在乾隆二年淮安关税务兼管窑务；乾隆四年至十四年，以内务府员外郎管理九江关务兼管窑务；乾隆十七年至二十年，以内务府员外郎管理九江关务兼管窑务；乾隆二十一年，官职品级为三品，以奉宸苑卿管理九江关务兼管窑务。

唐英真正有职有权的督陶官生涯始于乾隆二年至二十一年，其中乾隆十五年、十六年奉命调粤海关监督。这期间他的主要贡献是对人才的培养利用，以及对御窑厂各项管理制度的完善定型。被唐英培养和重用的人才就是老格，老格原为养心殿造办处催总，乾隆六年十二月奉旨到御窑厂管理瓷务，在唐英精心调教之下，通过自身努力，仅用三年时间成为唐英的得力助手。在唐英的奏折中多次称赞老格的作用，一再被留用，老格“为人诚实、办事谨慎、活计谙练、约束有方”。老格在御窑厂办理瓷务长达28年之久，帮佐唐英成为“唐窑”之名。在乾隆二十一年唐英去世后，又被惠色、尤拔世、海福、伊龄阿等历任督陶官留用，辅佐了几位督陶官，直到年老患疾不能劳作方退。

唐英对御窑厂还有一个历史性贡献就是确定了御窑厂经济管理的形式。概括起来就是：按价采买、计工给值、成本核算、次色变价。唐英协理窑厂时在管理中基本做到采买按价，一应工价、饭食、泥土、釉料俱照民间时价公平采买，毫无当官科派之累。唐英为了全面稳定御窑厂的雇役经济管理形式，严格计工给值，按劳给酬，并不因撙节钱粮而克减，并且赏勤儆急，矜老恤孤，发挥雇役工匠的积极性。成本管理则是将技术指标、质量、要求、工价标准及用料标准全部规范化。次色变价就是将落选瓷器估计价值加以变卖，这项制度促进了御窑厂管理体系的最后形式，它以货币结算为手段，以经济管理为基础，提高了御窑厂的烧造效率，为官民竞市提供了条件，促进瓷业发展，在陶瓷工艺著述中方面成就显著。雍正八年（1730年）绘制《陶成图》、雍正十三年（1735年）著就《陶成纪事》、乾隆八年（1743年）撰写《陶冶图说》并制图20幅，对景德镇制瓷工艺进行了科学总结，而成稿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的《制造瓷器则例章程册》是唐英最重要的陶瓷著述，使得御窑瓷器的烧造的成本有章可循，并一直延用至清朝结束。

惠色：从五品 乾隆十五年至十六年任九江关监督办理窑务，唐英第二次任职九江关就是接他的差，惠色基本上是一个平庸之辈。其在任内多次遭到乾隆皇帝的斥责，最为典型的是因为烧造瓷器多不合格而令其赔补。

尤拔世：从五品 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任九江关监督办理窑务。

舒善：从五品 乾隆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为正五品，两次任职九江关监督兼管窑务。按理说此人应该是位能吏，不然不能两次任这要职，但从其任职期间行为来看，实在是有负皇恩。先说其贪污手段：（1）加征平余，清代多有加派，最为典型的就是平余银。九江关的平余为三分，即每两关税外加征三分，而舒善在加征三分之外，每两私行加征银四分五厘。九江关税每年不少于三十万两，仅此一项就入私囊不少于一万三千两；（2）以家人代关役，守关口家人60名，20人一班，三班轮值。或是以大船报小船，或是在关外邀截偷渡，得钱卖放，所漏税银三分返船家七分归已。据其家人供认三年之内漏税二万两，但实际远超此数；（3）预提下年关税为本年关税；（4）拖欠次色变价瓷器四千余两；（5）最胆大妄为的是调取变卖御窑厂历代大小样瓷八千四百余件，计一百一十余桶。再说东窗事发之后，面对种种指控，舒善先是百般抵赖，避重就轻，拒不招供，对在九江关所作所为自称昏聩糊涂，被人欺蒙。二讯时舒善又改口说前面说的是一时抵赖的话。乾隆皇帝数次下旨严加查办，舒善始终拒不招供守死不吐赃钱，最后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海福：正五品 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年由内务府郎中兼佐领管理九江关税兼管窑务。

伊龄阿：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以内务府郎中任九江关税务并管窑务正五品，接替因贪污被查办的舒善，是在非常时期上任的，对御窑厂进行整治，奏明皇上令65岁的又身患重病的老格回旗调理，另请派人同时对窑厂内匠役整顿，使窑厂气氛随之转变。伊龄阿的另一功劳是解决了数年来困扰了几任督陶官的次色瓷器变价问题，就是次色瓷按原价银的70％缴进。这种变价银的变动，对督陶官次色变价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后直到清亡，均不见有督陶官拖欠次色变价银的现象。伊龄阿也因在九江关任上有功而官运畅达，直至“工部左侍郎”任上去世。

全德：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至四十二年正五品，以内务府郎中九江关税务并管窑务，其在任时御窑厂的生产和管理并无过人之处，保持了正常的烧造。

 

广饶九南道督陶时期

乾隆四十三年后，九江关监督兼管窑务一职官员不再由内务府派出了，改为督抚所属的广饶九南道管理，而广饶九南道署就在九江，掌管饶州府、广信府、南康府、九江府共23个县的民政并兼关务、水利及窑务，事务繁杂可想而知。

苏凌阿：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四年八月以广饶九南道九江关监督并管窑务正四品。乾隆六年的翻译举人，早期仕途不畅，后其与和珅是姻亲，虽在九江关任职内政绩平平，但官运由此而大顺。乾隆五十一年以吏部侍郎，而工部右侍郎，仓场侍郎为正二品，五十七年升任刑部尚书官居一品。六十年署两江总督，为封疆大吏。嘉庆二年又被授为东阁大学士，可谓位极人臣，做为和珅死党的苏凌阿随着太上皇的驾崩，和珅的被惩处也被强令休致，贬出京城，令守护太上皇的裕陵，虽结局不堪完美，但却是督陶官中职位最高者。

此后在乾隆以广饶九南道兼管陶务的官员有：

额尔登布：正四品 乾隆四十四年九月至乾隆四十九年六月

穆克登：正四品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至乾隆五十年

虔礼宝：正四品 乾隆五十年十二月至乾隆五十一年

海绍：正四品 乾隆五十一年三月至乾隆五十二年

善泰：正四品 乾隆五十三年

达桑阿：乾隆五十四年八月至乾隆十二月

福昌：正四品 乾隆五十四年至乾隆五十六年

福英：正四品 乾隆五十七年四月至乾隆五十九年

全德：正四品 乾隆六十年二月至嘉庆三年四月

其中海绍、福英在任九江关监督时，因收盈余银短少而被责令赔补并治罪。

海绍乾隆二十七年以笔帖式为副内管领，三十一年十月为营造司员外郎，五十年赏主事衔，五十一年三月任广饶九南道九江关监督并管窑务。他上任不到半年，景德镇御窑厂接连出事，先是窑厂正协造连喜于七月在窑厂署病故，九月副协造暂署正协造的德纯在窑厂署上吊自杀。而此两人均为内务府派出的京官，所以在当时震动较大。在乾隆四十三年，九江关监督改由广饶九南道的地方官员兼管，而驻厂的协造、副协造仍由内务府派员帮办。这就造成了地方官吏管理内务府官吏的不便，而海绍又是内务府官吏出身，对营造之事较为内行。所以在海绍上任不久就发现御窑厂在管理人员等方面有许多问题，两位协造有浮领造办瓷器银两等之事，正在着手查办时德纯畏罪自杀。经报奏之后，御窑厂不再派内务府官员驻厂任职，而由地方官吏兼任，此制度直到清朝结束。可以说海绍是位悲剧性的历史人物，据《清宫瓷器档案全集》载，海绍是在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任职九江关监督的，这三年所收得关税盈余银分别短少了：35400两、78000两、113900两。而皇帝宽免了大部分，但令其分别赔补7027两、20000两、26166两，合计53193两。而海绍并非像舒善那贪污导致的亏空，他是因为“各地均获农业丰收，粮食多粮价平稳还有降价，导致各地运粮船料运输量减少”而少收税银。而这5万多银两海绍实在无力承担，所以着急生病，撒手而去。但这笔欠款不能免去的，海绍又没有儿子，其妻赵氏陆续又补交了四千五百二十七两外，再无力交纳，这样内务府才加恩宽免。[5]

福英：正四品 乾隆四十四年至四十九年任九江关监督的额尔登布的儿子，父子二人先后任职九江关堪称一段佳话，但遗憾的是福英的结局不好。福英是乾隆五十七年三月至五十九年任职九江关，其任内对烧造瓷器较为用心，烧造用银按年结清，但在关税收缴方面却非常不顺利。在其乾隆五十九年十月移交时，盈余亏空达到11.3万两。如此大的亏空对一个正四品官吏来说也是无法承受得，离职后不久也命归黄泉，所欠债务由福英的弟弟、家人、儿子继续补交。[6]

嘉庆时期先后为督陶官的人员有：

全德：正四品 乾隆六十年二月至嘉庆三年四月

刘朴：正四品 嘉庆三年七月至嘉庆四年四月

阿林保：正四品 嘉庆四年十二月至嘉庆五年三月

阿克当阿：正四品 嘉庆五年四月至嘉庆十年八月

广惠：正四品 嘉庆十年九月至嘉庆十七年十月

德泰：正四品 嘉庆十七年十一月至嘉庆二十年十一月

任兰祐：正四品 嘉庆二十年十一月至嘉庆二十三年四月

广惠：正四品 嘉庆二十三年五月至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

嘉庆早期烧造数量与质量均与乾隆晚期无异，到了嘉庆中晚期，御窑厂瓷器烧造数量锐减，但进贡瓷器的制作仍然十分精美。

道光时先后有：

常兴：正四品 道光元年二月至道光二年十一月

费履升：正四品 道光二年十一月至道光四年十一月

郑祖琛：正四品 道光四年十一月至道光五年四月

克蒙额：正四品 道光五年四月至道光八年五月

祝麟：正四品 道光八年五月至道光十年

彭年：道光十一年至道光十二年八月

德顺：正四品 道光十二年八月至道光十九年八月

福泰：道光十九年八月至道光二十年八月

魏襄：道光二十年十二月至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

麟柱：道光二十一年四月至道光二十二年四月

普琳：正四品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至道光二十三年

蒋方正：道光二十三年五月

刘炽昌：道光二十三年八月

图璧：正四品 道光二十三年十月至二十六年

士魁：正四品 道光二十七年至三十年

德新：正四品 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二年六月

这些督陶官多将心思用在九江关税收上，于瓷器烧造则是应付差事，虽然烧造瓷器数量不少，但多承袭前朝旧制，无论是品种还是管理均无大的起色。

道光朝在九江关任职时间最长的是德顺，自道光十二年八月至十九年五月，近七年尽管当时的清王朝已是吏治腐败，鸦片泛滥，百弊丛生，但德顺在督陶时仍烧造出十分精美的“慎德堂制”款识，瓷器其器型隽美，绘画精湛，代表了道光御窑厂烧造的最高水平。

咸丰朝督陶官有：

德新：正四品 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二年六月

陈景曾：正四品 咸丰二年至三年

恩龄：正四品 咸丰四年至六年

咸丰五年由于太平军攻占了景德镇，御窑厂被毁以后不见有督陶官。同治四年随着御窑厂恢复瓷器烧造后，督陶官先后有：

蔡锦青：正四品 同治二年至同治三年

俊达：正四品 同治四年至同治六年

景福：正三品 同治七年至十年

许应鑅：正三品 同治十年至十一年

沈保靖：正三品 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三年

同治时期任职九江关监督最久的是景福，同治七年任至十年，也是最为忙碌。烧造的瓷器品种件数也最多，主要是同治七年八年陆续解京验收的黄地金喜字百碟碗等10072件同治皇帝大婚用瓷。

光绪朝任广饶九南道九江关监督并管窑务的有：

沈保靖：正四品 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三年

吴世熊：正四品 光绪四年

王嵩龄：正四品 光绪五年

洪绪：正四品 光绪六年至十年

李希莲：正四品 光绪十一年至十七年

涂椿年：正四品 光绪十八年

诚勋：正四品 光绪十九年至二十四年

明徵：正四品 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

瑞徵：正四品 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

汪瑞闿：正四品 光绪三十二年

文炳：正四品 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二年

据《清宫瓷器档案全集》统计，光绪朝有34年之久，其烧造的大运瓷、传办瓷坯胎有约102万件，共用制价银约116万两。这主要是因为光绪朝用瓷量巨大所致，如前期有光绪皇帝大婚用瓷，后面有慈禧太后五十、六十、七十大寿用瓷。而光绪朝最富有特色的瓷器当属慈禧太后用瓷。按时间先后有：“大雅斋”瓷器、“体和殿制”瓷器、“储秀宫制”瓷器。而景德镇御窑厂为慈禧太后六十、七十寿庆共烧造瓷器在10万余件。督陶官沈保靖督烧了“大雅斋”瓷器，李希莲督烧了“体和殿制”瓷器和“储秀宫制”瓷器，诚勋督烧了慈禧六十寿庆用瓷，瑞徵督烧了慈溪七十寿庆用瓷。

宣统时期只有文炳一人，由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二年任九江关监督并管窑务。宣统元年和二年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瓷器的品种、件数都相同，琢器6种80件，圆器46种1204件，每年的十月由海运进京解交瓷库验收。宣统三年的大运瓷由于皇帝的退位，而没有直接交库，而是由瓷库派人员在天津招商局领回。

综上所述，从清宫档案等文献记载看，清代御窑厂督陶官的身份多有变化，有督抚等地方文武，有中央部院衙门官吏。官员品级也有不同，二品、三品、五品、六品都有。任职时间长短也不相同，有临时监造，有长期督陶。有两任督陶，有父子任督陶官的。能力也有高低之分，有精通陶务成为一代名窑，有甘于平庸应付差事。督陶官的人品也有良莠不齐，有忠于职守兢兢业业，有贪污受贿中饱私囊，最后被法办得。

而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景德镇御窑厂的御用官窑瓷器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历史时期的督陶官们的任期较长。在任督陶期间恪尽职守，对产品质量严格要求，并且不断推陈出新，勇于创造。御用瓷器的生产品质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清代督陶官制度的实施是清代景德镇御窑厂管理体制的一大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对景德镇御窑瓷器生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康熙十年版《浮梁县志》卷四；

[2]《钦定大清 会典则例﹒卷159》转引自《中国陶瓷古籍集成（注释本）》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8月；

[3]《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广储司﹒卷一》转引自《中国陶瓷古籍集成（注释本）》；

[4]清﹒蓝浦《景德镇陶录》转引自《古瓷鉴定指南（二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8月；

[5]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初五日总管内务府奏案《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九》61页；

[6]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内务府奏案《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二十三》139页。

 

作者 朱山 朱明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