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御窑博物院 李子嵬

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是多事之秋，先后经历了“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因此，学界认为在外族入侵、皇帝被俘、宫廷政变、时局动荡的情况下，景德镇官窑必是处于低谷，甚至停烧。加上这时期官窑瓷器不书年款，其真实面貌鲜为人知，学界很难对其进行研究，故把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称之为陶瓷研究的“黑暗期”或“空白期”。2014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北麓的一次发掘，给明代陶瓷史上的“黑暗期” 带来了一束强光，使这一时期的官窑面貌逐渐清晰起来。

这次发掘出土的遗物，其烧造量之大、器形之丰富、纹饰之精美，都超乎人们的想象。鸡心壶、画、觚、 花盆、博山炉、枕、钵、坐墩以及各种造型的瓶类，如葫芦瓶、梅瓶、 双耳蒜头瓶、铺首天球瓶、双耳玉壶瓶、双耳折肩瓶、带座双耳瓶等，都具有极强的时代特征，其中瓷坐墩格外引人注目。

坐墩，因其形如鼓，所以又称 “鼓墩”。在日常使用中大多会在坐墩的上面覆盖一方刺绣精美的锦缎软垫，既能增其华丽，坐时又更舒适，故又名“绣墩”。可能是“绣墩”之名显得雅致的缘故，不同时期的诗词在描写坐墩时，基本都是用“绣墩”一词。如宋张大直《题庆云东洞》“仙人幻出珊瑚木，玉女妆成锦绣墩”，明汤胤勤《为钱理容题美人月琴图》“血色深红软绣墩，唾花浅碧香罗袖”，清朱彝尊《鹊桥仙·辛夷花落》“狸奴去后绣墩温，且伴我日长闲坐”。坐墩的制作材料多样，有木、竹、藤、雕漆、螺钿漆器、石和瓷等材质。瓷质坐墩因为导热快，适合夏天坐，人们又叫它“凉墩”。《江西省大志》中记录的隆庆到万历22年间御器厂烧造的品种中，就用了“凉墩”这一名称。

珠山北麓出土的坐墩有青花与五彩两种。青花有同心方胜纹、松竹梅纹和狮球纹三种纹饰，五彩所绘为钱纹。

青花同心方胜纹坐墩(图1),  墩面为两股绶带绾成连环纹，与方胜叠压在一起，组成同心方胜纹。器身主体纹饰是方胜与同心结组成的同心方胜，同心结的彩带相互缠绵，绕器壁一周，纹饰之隙地以透雕手法做成镂空。同心结是一种传统结饰，取 “永结同心”吉祥之意。后来发展为同心方胜，梁武帝《玉台新泳·所思诗》“腰中双绮带，梦为同心结”，王实甫的《西厢记》谓：“把花笺锦字，叠做个同心方胜儿。”

图1 青花同心方胜纹坐墩(及墩面)

 

青花松竹梅纹坐墩(图2) , 器身通体绘松与竹和梅花彼此交错，隙地亦作镂空。墩面外圈饰一周江崖海水纹，圈内绘松竹梅纹。“松竹梅”象征高风亮节的崇高情操，高雅脱俗，是绘画中常用的题材。清初人高士奇在《金鳌退食笔记》中记录了明代宫中，在建筑物上画松竹梅图案的事 例：“在太液池西南向，后有草亭，画松竹梅于上，曰‘岁寒门’。”

图2 青花松竹梅纹坐墩(及墩面)

 

青花双狮绣球纹坐墩(图3),  墩面一圈卷草纹内绘双狮戏球纹，狮子矫健英武，活泼有趣，或抱绣球，或咬飘带，形象生动。外壁为两组对称的双狮戏球纹，绣球飘带飞扬，彼此缠绕相连，纹饰隙地作镂空处理。 狮子在古代是瑞兽，寓意吉祥，以狮球为题材的图案是明清官窑器物上常见纹样之一。

图3 青花双狮绣球纹坐墩(墩面)

 

五彩钱纹坐墩(图4)，器壁除上下边饰为几何开光纹外，通体以钱纹为饰，钱纹上下左右相互叠压，形成一组完整的图案。钱作窄缘广穿，外廓填黄，穿内用红彩勾画桃花花瓣，以青花圈点花蕊和描绘桃叶与叶脉，叶内填绿。墩面图案十分罕见，用矾红画一梭形器，四周随形饰以黄彩，上端的黄彩中还用矾红勾画类似穗子状的饰物，穗子上是红彩绘的火焰，腰间束有青花丝带。黄色穗子使笔者联想到西藏僧侣帽上的“孜夏”-—-用羊毛编成的黄色穗子，而火焰很像佛教背光图像中的火焰纹。于是笔者就从佛教资料中去寻找答案，觉得它与一种叫“多面如意宝”的法器相类似。“多面如意宝”的形式呈多样化，但组成元素基本是如意宝主体、穗子、火焰、束带(图5)。墩面图案是由四个“多面如意宝”组成十字形，与十字金钢杵构图一样，这种装饰纹样不仅是佛教艺术的重要元素，也是中国文化的表征。佛教中司法器者应以“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来自我警惕，令本有的佛心自性之光显现。这种五彩桃花钱纹坐墩还有没加彩就被淘汰的半成品(图6)。

图4 五彩钱纹坐墩(墩面及拼接前状态)

图5 多面如意宝

图6 五彩钱纹坐墩(半成品)

 

瓷坐墩在御窑遗址出土尚属首次，也是目前所见御窑最早的瓷坐墩。所以有学者认为：“迄今为止，存世的瓷质坐墩以正统至天顺时期制品为最早，可能为此时期创烧的新品种。”那么，它是不是该时期创新的品种呢？瓷质坐墩又最早出现于什么时间呢？这首先需要了解坐墩的产生年代。

坐墩属古典家具中高坐具椅凳类，它造型优美，比例适当，既美观又实用，是我国传统家具中最富有个性的坐具。唐以前人们一般席地而坐，家具多为低矮型，唐代开始家具由低向高发展，出现了供垂足而坐的椅凳，坐墩也应运而生，五代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中就展示了坐墩的使用状况(图7)。

图7 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到了两宋，坐墩已成为常用坐具，并被广泛用于各种场合。《宋史·丁谓传》：“(帝)遂赐坐，左右欲设墩，谓顾曰：‘有旨复平章事，乃更以杌进”；郑獬所写《送蔡同年守四平》的诗句中有“绣墩赐坐议大政，天子称之社稷臣”；南宋周必大描写金国使臣来临安庆贺天子“会庆圣节”时的场景：“座衮龙明日月，绣墩珠履切星辰”。上述文献和诗文告诉我们，宋代在朝堂议事时，大臣所坐多为坐墩；在皇家的大型庆典中也用坐墩。宋代佚名画家创作的《十八学士图全卷》(图8)，所绘场景应是当代生活中的情景，所以，宋代宫中庭院的坐具也有坐墩。北宋苏汉臣所绘《秋庭戏婴图》是以百姓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风俗画(图9)，画中富家庭院里陈放的坐墩是螺钿漆器，《宋高宗书女孝经马和之补图卷》是马和之依据《女孝经》的文意所绘，图中坐墩应是漆器(图10)，从这两幅画中可窥见坐墩在民间生活中的使用情景。从宋初文人宋白《宫词》“便路横穿玉兔门，夜宣狎客燕金鳟。江郎才俊思华别，赐坐从容索绣墩”中可知，宋代的公共娱乐场所也有坐墩。从上述文献与绘画资料中可以获悉，宋代时坐墩已是流行家具，各种场合都在使用，并且出现了漆器和螺钿漆器，瓷质坐墩也一定会出现于这一时期。

图8 宋佚名十八学士图全卷(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馆藏

图9 宋苏汉臣秋庭戏婴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饮流斋说瓷》谈到彩瓷时说： “瓷之有花，宋代已渐流行，苏东坡诗 ‘定州花瓷琢红玉’，仁宗召见学士王珪，设紫花坐墩是已。”

图10 南宋马和之宋高宗书女孝经马和之补图卷(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景德镇陶录》转载唐氏《肆考》谓：“均窑始禹州，禹州昔号钧台…… 此窑惟种菖蒲盆底佳甚。他如坐墩、 炉合、方瓶、罐子，多黄沙泥坯，则器质不佳。”

从这两条文献看，宋代已经有了瓷坐墩，而且有瓷坐墩的具体产地——钧窑。另外，考古资料也可证实宋代有生产坐墩的窑场。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于2006、2008、2012年对吉州窑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发掘，出土了一批重要的瓷器和窑具标本，其中就有“绿釉瓷坐墩” 标本(图一一)。张文江等撰写的《吉州窑遗址近几年考古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将“绿釉瓷坐墩”的时代定为南宋，应该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瓷坐墩标本。

图11 南宋绿釉瓷坐墩标本

 

到了明代，坐墩依然是宫廷和民间时兴的坐具，明文震亨的《长物志》中记录了明代宫中所用坐墩的情形：“宫中有绣墩，形如小鼓，四角流垂苏者，亦精雅可用。”明初时朱元璋还将坐墩作为赏赉品赏赐给大臣，《明史·罗复仁传》中记述了这件事。罗复仁，吉水人，太祖欣赏他为人本色正直，呼他为“老实罗”。罗复仁辞官归居后，朱元璋曾召他回京了解江西民情，并留他在京城住了几个月，在他回乡时“赐玉带、铁拄杖、坐墩、裘马、食具遣还”。明唐寅《花降图》有“恩情只在牙床上，闲刹香闺两绣墩”的诗句，说明坐墩是平时常用的家具。此外，坐墩的使用在明代官窑瓷器的纹样上也有体现，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宣德青花庭院仕女纹碗上，就画了一少妇执扇坐在绣墩上纳凉的情景(图12)。

图12 明宣德青花庭院仕女纹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御窑生产瓷坐墩的时间，应该是在宣德时期。高濂在《遵生八笺》一书中，对“宣德五彩”有两段非常重要的描述：“宣窑五彩，深厚堆垛，故不甚佳，而成窑五彩，用色浅淡，颇有画意”；“又若坐墩之美，如漏空花纹，填以五色，华若云锦。有以五彩实填，绚艳恍目。”前一段是对宣德与成化斗彩的评论，御窑遗址出土“宜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后，证实了他的点评是非常中肯的(图13)。后一段提及的“以五彩实填”，是将整个器物用彩料填满，这在景德镇的彩绘工艺中被称为“满彩”。坐墩这类大件器物使用满彩，在明初是无法想象的， 此次御窑出土的五彩钱纹坐墩正是对这条文献最好的诠释，这条文献也为“空白期”五彩钱纹坐墩的彩绘工艺系传承自宣德提供了一个佐证。

图13 明宣德斗彩莲池鸳鸯纹盘

 

既然这批坐墩是沿袭宣德官窑的制品，那么它们是“空白期”的哪个时期所生产的呢？我们似乎只有通过纹饰类比来寻找蛛丝马迹，这就需要结合御窑遗址两次重要的“空白期”考古和出土遗物来进行探讨。

1988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御器厂西墙边的一条巷道中发现了硕大而厚重的大龙缸片，经修复，龙缸高73、腹径88厘米。因这层堆积处于成化与宣德堆积之间，所以，可确定是“空白期”的遗物。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九年(1444) “江西饶州府造青龙白地花缸，瑕墨不堪，太监王振言于上，遣锦衣卫指挥往杖其督官，仍敕内官赍样赴饶州更造之”。如果将出土的大缸与文献相印证，可知这批龙纹大缸应为正统九年前后的遗物。

与龙纹大缸同一地层出土的遗物中，有两种纹饰非常特别。一是口径64厘米的青花大盘，盘心画一圈寿山福海，在寿山福海的中间画松竹梅。松竹梅纹是中国传统绘画中常见的题材，无论是中国画还是在陶瓷纹样中，松、竹、梅都是并列与相互交错的形式。而这块青花大盘所绘松竹梅，大概是为了符合圆形器物构图的要求，则分别从三个不同方向生出，在不同角度看都是正面。青花松竹梅纹坐墩墩面的纹饰也是这种布局。

另一种是海水纹。海水纹一般用作辅助纹饰，但正统则首次将海水纹作为主体纹饰，在器物外壁和内心满绘海水，海潮采用写实手法描绘，海水起伏翻腾，气势壮阔。钱纹一般也是作为辅助纹样出现，但五彩钱纹坐墩以钱钱相叠的满钱纹作为主体装饰也属首例，与正统的海水纹如出一辙。

上述两种纹饰此前不曾见，之后亦不再有，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仅为正统时期所特有。通过这两种纹饰的类比，可推断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的这批坐墩当为正统时期的遗物。

明代瓷坐墩制作的兴盛期是正德之后，以嘉靖、万历两朝产量为大 (图14-图16)。根据文献统计，仅万历的前二十二年御器厂就先后生产了280余只凉墩，装饰纹样有“青花玲珑双龙捧珠纹、飞龙纹、狮子纹、海马纹、五彩荷花纹、云龙纹、 黄地紫荷花纹”。 

从左到右依次为:

图14 明正德青花仕女图鼓钉坐墩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15 明嘉靖青花仕女图鼓钉坐墩 香港怀海堂藏

图16 明万历青花花鸟图鼓钉坐墩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正统坐墩因为体量大、封底、内部中空等原因，在成型和烧成等环节极易出现次品。为了提高成品率，御厂工匠对坐墩的生产工艺做了各种改进。比如减小坐墩的体量，正统时期坐墩高48厘米，墩面直径45厘米左右，此后的坐墩大多高为35-41厘米之间，墩面直径在23-26厘米之间；正统坐墩均作封底，正德之后的坐墩都改成环形底(图17)；坐墩的器壁大多不采用透雕工艺，为了避免在高温烧成时内部空气受热膨胀而造成坼裂，往往在墩面中心留一小圆孔或钱纹孔(图18-图19)，也有在坐墩器壁开双钱纹孔的做法。

从左到右依次为:

图17 明正德青花仕女图鼓钉坐墩(底）

图18 明正德青花仕女图鼓钉坐墩(墩面）

图19 明万历青花花鸟图鼓钉坐墩(墩面）

 

尽管如此，坐墩仍属烧成难度大的品种。万历十二年(1584)，右金都御史陈有年巡抚江西，到景德镇了解御器厂的生产情况，发现很多“奇巧难成”的产品，其中就有坐墩。他在《陈恭介公文集》卷二《钦奉圣旨事疏》中写道：“凉墩皆系玲珑，面阔，土泥印成，用刀雕削，拣选完美，描画用釉，内系虚空形势阔大，入窑烧出，具凹塌碎裂，工力已竭，计无可施。”《江西省大志》中也有“檠台、凉墩之类，百不得一”的记录。

综上所述，瓷质坐墩出现于宋代。景德镇御器厂在宣德时期开始生产瓷坐墩，但未见传世品。2014年珠山北麓出土的青花和五彩坐墩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瓷坐墩。明正德以后是瓷坐墩的兴盛期，嘉靖、万历时期产量有所增加。通过类型学研究的纹饰类比，可知这批青花、五彩坐墩为明正统时期的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