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建新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第二年便在景德镇珠山——即元官窑(浮梁磁局)所在地，恢复官窑制度，置厂烧造宫廷用瓷。明官窑的设置，标志着景德镇已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就当时该镇整个瓷业来看，有官窑与民窑生产，尽管民窑生产规模宏大，是构成这个瓷镇地位的重要支柱，但代表当时制瓷水平的则仍属官窑，这是因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官窑聚集了当时最优秀的工匠，垄断了最优质的制瓷原料。
据《大明会典》载，洪武二年便恢复了故 元的“匠籍制度”，毫无疑问，此时明廷设置的官窑必然将元官窑中执役的工匠编人“匠 籍”，以使这类有特殊技艺的工匠继续为朝廷服务。明清有关文献记载了明御厂内以“上 班匠”和“雇役”的形式，常年维持着数以百计的工匠为朝廷烧造瓷器。这些工匠或世代相传，或是从民间临时召募来的所谓“高匠”。由他们制作的官窑产品，其时的民窑产品自然难于与之相比。
而烧制瓷器的最重要的原料之高岭土，则为朝廷宣布为“官土”。明·王宗沐《江西大志 ·陶书》谓：“陶土出新正都麻仓山，曰千户坑、龙坑坞、高路陂、低路陂为官土”，明代所称“官土”者与元代所谓“御土”一样为朝廷所垄断，民间不得开采。据载，当时民窑只能开采所谓“假土”(即假官土——麻仓附近所产的次等高岭土)制作瓷器。而烧制青花瓷所需的青料，官窑则是“奏发工部，行江西布政司贮库时给之”。这类昂贵的上等青料，官方严格控制着，民窑难于得到。因此，官窑器无论是胎釉，还是彩饰方面均比同期民窑产品精良。
2、官窑由地方官吏或朝廷直接派员督造，其产品烧造时往往“费不赀”。
有关明早中期的官窑督造情况，我们可根据以下有关资料与文献获得一些信息：(1) 1990年景德镇明御厂故址珠山东麓洪武地层出土一批白瓷板瓦，据考，该瓦是为洪武十年南京故宫建社稷坛而烧造的。其中一瓦的凹面上端用黑褐色铁料书有如下题记：“寿字三号、人匠王士名、浇釉凡道名、风火方南、作头潘成、甲首吴昌秀、监工浮梁县丞赵万初、监造提举周成、下连都”该题记详细记载了参予制瓦的工匠和监造瓷瓦的官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官窑生产内部分工形式及管理方式，从其所谓“监工浮梁县丞”与“监造提举”（按：洪武时有将作提举司与营造提举司，隶工部，设有提举一职）来看，其时的官窑当由地方官吏与朝廷派遣的工部官员共同督造。(2)《明史·食货志》载：“宣宗始遣中官张善之饶州造奉先殿几筵”，同书《职官志·宦官十二监》内官监条载：“掌……营造室陵墓并铜锡桩奁器用暨冰窑诸事。”《江西大志·陶书》:“宣德中，以营膳所丞专督工匠”。我们知道，洪武二十五年已改将作司为营缮所，所丞一职曾有著名画家担任（如明初著名青绿山水画家郭纯曾任此职）。那么，根据以上文献可知：宣德时首开中官督造之先例，此时官窑已由工部官员和内官监太监共同督造。当时的著名画家似也参予了督造活动。
从《明实录》、《明史》等权威文献及方志等有关记载来看，洪武至成化间，历朝均遣有工部官员或太监(中官)“之浮梁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而浮梁、饶州府等地方官吏也时奉命佐理。
官窑烧制的瓷器绝非一般商品，它或御用，或为朝廷对外之赏赍品，因而要求极为严格，烧造时不惜成本。如《明史·食货志》记载成化官窑时谓：“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赀”其费用为“饶州、广信、抚州三府三十县的钱量，每岁耗银数万两”，从近年景德镇珠山出土的大量永乐、宣德、成化官窑遗物来看，其中许多瓷器是微有瑕疵便被淘汰而摧毁，从一侧面证实了当年烧造瓷器“费不赀”的情况。
综上所述，这种享有种种封建特权制作的并染有浓厚皇家气习的所谓“官窑器”，显然冠绝当代，代表了当时制瓷最高水平。而其时为数众多、条件相对简陋的民窑所烧制的瓷器自然无法与之媲美。我国古陶瓷学界一般将洪武至天顺朝视为明早期，而成化则为明中期的开端。那么，本文将主要以官窑瓷器为对象，结合相关的考古与文献资料，对该期瓷器作一扼要介绍，并对有关问题作一探索。
一、洪武瓷器
1、《大明会典 ·工部》陶器条载：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 须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引移饶，处等 处烧造。
2、《明太祖实录》洪武十八年十一月己 末朔甲子条载：
朕思微时兵荒饥谨，日食藜藿，今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未尝一日忘于怀，故宫室器用一从朴素。
从上引文献来看，洪武时代有官窑瓷器生产，既有官窑器生产，必然有官窑。于是有关洪武官窑设置之年，学界便根据有关文献持有洪武二年和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 两说，从近年珠山出土洪武官窑纪年遗物及相关考证来看，洪武二年建厂说似较为可靠；朱元璋既然规定“宫室用器一从朴素”，那么其时的官窑瓷器自然亦不能例外。而这种所谓“朴素”的时代要求和元代制瓷技艺与风格在洪武官窑中的延续，似乎构成了洪武瓷器的时代特征。
人们对洪武瓷器的认识和研究，始于本世纪五十年代，1956年美国学者约翰·亚历山大·波普根据伦敦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一对有“至正十一年铭”的青花象耳长颈瓶，在伊朗阿德卑尔回教寺院与土尔其伊斯坦布尔托甫卡甫·沙赖博物馆确定了一批“至正型” 元末成熟期的青花瓷，同时又指出了一组既有元青花又有永、宣青花特点的所谓洪武瓷器。1964年南京明故宫玉带河发现一批洪武瓷片，1984年北京第四中学基建工地也出土了数千片洪武瓷片，随着为数不少的洪武纪年墓瓷器出土和日本学者对传世172件洪武瓷器的统计研究，尤其是1995年珠山明御厂故址洪武官窑瓷器的大量出土，人们对洪武器的认识便日愈清晰了。
(一)品种与器型
1、关于品种
珠山明御厂故址曾出土底心印十字杵纹卵白釉大足盘和白釉菊瓣形靶盏、黑釉侈口小盘以及梅瓶残底；近年从调查景德镇市郊瑶里20余处的明代民窑遗址情况来看，其时民窑产品多为素白釉和青花碗盘小盏之类，纹饰多为简笔花卉等，制品较为粗劣。市区民窑遗址出土一些有元末明初风格青花人物纹靶杯。江西省博物馆藏有一刻 “洪武七年”铭青白釉直口小罐；1962年南京明故宫玉带河出土一件白釉矾红云龙纹盘残片；美国堪萨斯城阿脱肯斯艺术馆与大英博物馆分别藏有一外酱釉里霁青印云龙纹高足碗等。综合传世与出土瓷器来看，可知其时官民两窑瓷器品种有：卵白釉瓷、白釉瓷、青白釉瓷、黑釉瓷、白釉矾红彩瓷、酱釉印花瓷、 外酱釉里霁青印花瓷、红釉瓷、釉里红瓷及青花瓷等，其中以釉里红与青花瓷最常见。
2、关于器型
碗，常见有大小两种：一为深腹大足，口径约20公分，直口或侈口二式，胎壁较厚，挖足较浅，足墙方直，圈足内底有较薄刷釉和较厚触釉两种。一为直壁大碗，口径约40厘米左右，圈足大而浅，砂底，此类大碗为洪武时特有。另1995年珠山明御厂故址出土两式极为罕见洪武碗：一种窝形小足青花碗，浅斜壁，足底刷白釉，内绘摘枝花纹，外饰缠枝四季花卉，有口径28和22厘米两种，其造型源于元代，永乐继续烧造，但器壁较薄；一种敞口釉里红大碗，深腹小足，涩底洁白，胎壁较厚，有口径38和32厘米两种。
盘有两式：一为菱口折沿大盘，浅弧壁作成花瓣状起棱；一为板沿圆口，此类盘比元代大盘底厚，足底无釉呈“火石红”。
盏与盏托。盏为直口卧足小杯。盏托为花口，大浅圈足，砂底。此类器物永乐亦有烧造，差异是永乐盏有圈足，盏托圈足较小，底有釉。
执壶。壶身为玉壶春瓶形，弯流细长与壶口平高，足底有釉，流与颈部有一云板饰件相连，有趣的是壶柄下端接头有三个仿金属器皿的铆钉，此为洪武执壶所独有的装饰。 该器造型显然仿自金属器。
玉壶春瓶，短颈颐腹，造型不如元代秀丽。带珠顶盖玉壶春瓶为洪武罕见之造型。
梅瓶，有两式，一为圆肩，器身修长，与元代梅瓶相似；一为直口，丰肩束腰，底部呈八字外撇，其型制不见于元，似为洪武时独创。
珠顶荷叶形大盖罐，器型与元代的相比， 腹厚、罐身长(高66厘米)，但由于器身作成瓜棱和采用竖向条形花纹装饰，因此虽然其形体巨大，却也有几分挺拔秀丽之感。
(二)产品主要特征
1、关于青花料，洪武青花色泽总体上看不如元青花浓艳凝重，传世与出土的洪武青花有二种明显的色泽：一种近似元青花，色泽深蓝，有晕散感，但比元青花偏灰；一种呈暗灰色，显一点淡蓝色。以往学者根据洪武青花色泽灰暗的特点和元末明初中西交通不畅的历史原因，认为从伊斯兰进口的青花钴料中断，所以洪武时代青花使用的是国产料”。近据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洪武青花作的测试结果证实：洪武青花与元青花使用的是同一种钴土矿即高铁低锰的进口料。其青花色调偏灰，可能是烧成制度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2、洪武红釉一般呈色均匀，釉层较薄， 透明度较好，但红中微微泛黄，不如永、宣时代祭红器鲜艳纯正，红中偏黄是洪武红釉器的时代特征"。其偏黄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洪武红釉的铁含量较高所致。
(二)主要成就与影响
1、从永乐官窑烧造的厚薄适当、器型规整的圆、琢器，尤其是其中型制特异的仿伊斯兰金属器皿造型的瓷器来看，其时的官窑工匠具有高超的成型能力。这种能力几乎给人留下这样一个印象；永乐时代轻彩饰而重造型，它展示出的造型美，以后的历代官窑似乎均未能重现。
2、永乐瓷器首先采用的在盏心刻印篆 文“永乐年制”和在碗足底绘青花纹饰的装饰，开启了宣德官窑器底书写年款的先诃，并被明、清两代官窑继承。
3、从永乐时代烧制的大量伊斯兰造型和花纹的瓷器以及吸取唐代工艺品上纹样而彩饰的青花瓷器来看，永乐官窑擅于吸收优秀外来文化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并给宣德官窑产生深刻影响。
4、永乐时代创烧的一种呈色鲜艳、质感浑厚，有一道所谓“灯草边”的祭红器，一直成为历代官窑追仿的样板。
5、永乐官窑始用铅作溶剂而烧制的低温黄、绿釉瓷及各种各样的釉上彩瓷，开创了彩瓷新天地，标志着中国低温釉彩和釉上彩技术已日趋成熟，为宣德官窑创烧成功成熟釉上彩(斗彩)瓷奠定了工艺基础。
三、宣德瓷器
公元1424年永乐帝病逝于北征归途，同年八月太子朱高炽继位，改年号为洪熙。朱高炽登基仅十个月，便罹病猝殁于北京钦安殿。洪熙朝短暂的一瞬，在中国历史上无法留下多少痕迹，而其子宣宗朱瞻基入继大统之后，则能蒙业守成，在他统治的十年期间，“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 闾阎乐业，岁不能灾”,堪称明代之太平盛世。这段时期也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黄金时代，宣德官窑以其产品量多与质优而被称为历代官窑之冠。
据《大明会典》载，宣德八年，一次“往饶州烧造各样瓷器，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 其产量十分惊人，若根据现今传世与出土资料来看，这一记载似乎可信。宣德官窑不仅产量大，其品种之多也是空前的。如果按其使用功能划分，似有如下五类：
第一、饮食及日常生活器皿类：各式碗盘杯碟靶盏，各式壶、盆、洗、罐、漏斗、渣斗及钵等。
第二、文房及实用陈设器类：各式瓶、炉、 缸、笔盒、砚滴、水盂、灯和镂空香薰等。
第三、花园用器类：各式花盆、盆托、水仙盆、花插和型制各异的鸟食罐等。
第四、仿伊斯兰金属器造型类：八方烛台、方流执壶、双耳扁壶、网格纹盖皿和单把罐(花浇)。
第五、祭祀及御用特殊器皿类：坛盏、豆、 三足香炉、蟋蟀罐、军持及僧帽壶等。
而如果按瓷器釉、彩方面分类则有：
(一)釉类：
1、高温釉：甜白、影青、天青、宝石蓝、鲜 (祭)红、紫金釉及仿宋名窑的仿建窑天目、仿紫定、仿汝、仿龙泉、仿哥及茶叶未釉等；
2、低温釉：浇黄、洒蓝(雪花蓝)、孔雀绿、瓜皮绿等。
(二)彩类：
1、高温彩：青花、釉里红、酱彩、铁红彩、 青花斗釉里红、宝石蓝地白花彩。
2、高低温结合彩：青花斗彩、青花填黄、 青花填矾红及青花孔雀绿彩等。
3、低温彩：单纯矾红彩、釉上绿彩及黄地填绿釉彩等。
以上各类除少数的几种为宣德独创外，
都和永乐官窑一脉相承。如果说洪武与元代瓷器的风格由于“近关关系”而有些形似的话，那么，宣德与永乐瓷器则因为这种“关系”而显得更为形神相似。譬如，一些无款宣德青化瓷与永乐青花瓷便难于区分开来。出现这种情形似乎不难理解，因为：第一，宣德一朝仅有九年零七个月，根据《明实录》、《大明会典》有关记载来看，宣德官窑的烧造活动只集中在元年～五年，八年~十年的首尾两期，在这短暂的烧造时期里，要全盘抛弃前代，重建官窑形象客观上不太可能；第二，我们知道，宣宗少年时深得其祖父永乐帝宠爱，永乐帝曾多次带着年少的皇太孙朱瞻基离开京城去狩猎和进行军事视察，朱瞻基对其祖父也特别敬仰。那么，宣宗登大宝后，宫中器物一应从前，并要求官窑继续按永乐式样烧造一些官中用瓷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尽管如此，宣德官窑却也有如下之特征与影响：
a、关于宣德青花。明朝人就以为：“本朝以宣成二窑为佳，宣窑以青花胜，成窑以五彩”。现代人一般也以为宣德青花品质最优。那么，人们为什么青睐宣德青花呢？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宣德青花量大，品种多且彩饰精美；另一方面可能还与其青花的色调有关。假如我们把典型的永乐和成化青花与宣德青花作一比较，便可观察到：宣德青花色泽既有永乐青花的深厚浓丽，又带有成化青花的清新淡雅，二者相映成趣，形成一种别有韵味的色调。历来有两种传说，宣德青花使用的青料是郑和出使西洋从伊斯兰地区带回的所谓“苏麻离青”或“苏离麻青”和国产料掺合使用的产物。但所据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根据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提供的8块典型宣德青花瓷片测试结果：宣德青花所用的青花料是一种低铁高锰的国产料国。这一结论与近年在珠山明御厂宣德地层出土的一块青花书“乐一号”、“乐三号”铭青花试料盘可相印证，该盘青花色调淡雅，所谓“乐一号”、“乐三号”很可能就是乐平青料(即文献记载的所谓陂塘青或平等青)。据测试分析，由于宣德青料中减少了钴铁着色而增加了钴锰着色，故形成纯正蓝色中“略带紫色调”，这就是宣德青花既不同于、而又胜于前朝的真正原因。
b、器型与纹饰：宣德与永乐官窑瓷器， 其胎、釉制作和纹饰没有多少区别，宣德器型也多沿用永乐形制，但也存在差异：宣德官窑器上的龙纹比永乐的画得更为精彩，有竖发、披发及前披发式，均显得较为凶猛。如螭龙纹，其形象就显得特别雄伟。龙的五爪多画成带勾状圆圈形。应龙、莲龙、衔花龙均首见于宣德。花果纹也有特殊处：譬如永乐花果纹一般有花无果或有果无花，而宣德的则始见有花果并存(即把非生长在一季节的花果绘于同一器物上)如双桃纹，便既有花，又有果。永乐青花中少见的细描人物故事图，宣德器中已屡见不鲜，且多配以庭院台阁，构成一幅完整画面。辅助纹饰中最常见的仰、覆莲瓣纹，瓣心多填色，与前代式样有较大不同。尤其有趣的是，相同的纹饰却采用不同装饰来表现，如相同的萱草纹盘则有蓝(祭蓝釉)地白花、白地蓝花和青花填黄三种；相同的牡丹纹盘亦见有铁绘、青花与青花填黄三种。相同的器型永乐有秀、巧、薄的特点，宣德的则有大、厚、拙的特点。
c、关于款识
从出土与传世的宣德瓷器来看，其时的制品绝大多数都有年款，并有固定的形式。 书体有楷书和篆书二种，从工艺与装饰形式上看有：刻款、青花款、铁绘款与釉上矾红款；字数有四字、六字；排列形式有单行(横 排、竖排)、双行、三行排列；有加双圈、单圈或长方单框之类。宣德碗盘底多施釉，款识流行书于器底，大盘则书于外壁口沿处，瓶罐类则多书于器物之肩部，还有在同一器物上书写二个年款的(如蟋蟀罐和笔盒)故前人有 “宣德款识满器身”之说。据考证永宣瓷器上的年款，均出自明初著名书法家沈度之手(即由沈度书写粉本后，由御厂工匠临摹于瓷器上)。
d、宣德官窑有如下品种与造型的瓷器特别引人注目。如洒蓝(或称雪花蓝)、天青釉、青花填黄、青花填红及斗彩等，均为宣德官窑创新品种，天青釉是以钴为作色剂的高温色釉，过去一直以为天青釉创烧于清初官窑，1993年珠山明御厂宣德地层出土一盏心书“宣德年制”篆款天青釉靶盏，证实早在宣德时天青釉已经发明，并成功地用于装饰瓷器。又如彩饰精美的蟋蟀罐与形制各异的鸟食罐。1993年珠山出土一批青花蟋蟀罐，纹饰有行龙、凤穿花、花卉、瓜果、天马、莲池珍禽、樱桃画眉、白鹭黄鹂、猎犬飞鹰、洲渚水禽及芦洲鸳鸯纹等10余种，其中有些纹样是过去从未闻见的，尤其是后三种纹样在构图状物方面极富绘画趣味，宣德青花有“殿中画院人遣画也”的记载，故其’粉本”可能出自宣德时供职于仁智殿的宫廷画家。这批遗物不仅证实宣德宫中尚蟋蟀之戏，且宣宗本人也有斗虫之好。鸟食罐有鸳鸯形、蟾形、双石榴形、竹节形、鼓腹形、瓜形和双联形等，这些实物说明宣德宫宛中饲养观赏鸟已蔚然成风。再如仿宋名窑单色釉瓷，传世品有仿龙泉青釉和哥釉盘碟之类，近年珠山又出土仿紫定釉、建阳黑釉和汝(淡青)釉碗及一批仿龙泉青釉碟、钵、花盆和带座梅瓶等，这批实物充分说明，宋代名窑的工艺技术与艺术风格已在官窑中得到运用及对官窑产生影响。宋瓷那种精巧秀美的艺术风格已在宣德官窑中初露端倪，且其风格的定型一直在继续，似乎到成化官窑才明显地固定下来。
e、从传世与出土资料来看，宣德时代釉上彩瓷产量比前代空前增多，品种也较前代丰富。有矾红彩、青花填矾红彩、青花填黄彩 与斗彩等。其矾红彩显然是洪武、永乐矾红技术的继承，但矾红色彩比前代更为纯正鲜艳；青花填红与填黄则是在永乐官窑高温酱彩填低温绿技术上发展；斗彩是宣德官窑创新品种，是将釉下青花(蓝)与釉上红、黄、绿、紫诸色巧妙组合的装饰新工艺。它的烧造成功，为中国釉上彩瓷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四、正统、景泰、天顺瓷器
公元1435年1月，宣宗英年早殁，其子朱祁镇年仅8岁继位，是为正统朝(1436-49年)。幼帝登上大宝使明初专制的君主王朝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虽然先有张太皇太后和三杨辅政，但最后朝中大权还是落入太监王振之手，“土木之灾”英宗成了蒙古人的俘虏。国难间皇位由英宗之弟朱祁钰继承，是为景泰朝(1450～1456年)。而“夺门之变”，英宗又从其弟手中夺回皇帝宝座，改年号为天顺(1457~1464年)。明代这二帝三朝的28年时间里，可谓多事之秋。于是，学界普遍认为三朝瓷器陷于衰退期，而三朝官窑瓷器，由于不见有书年款者，其面貌便模糊不清，陶瓷史上称其为“空白期”或“黑暗期”。不过，如果考察有关记载三朝窑事的文献，可得知以下情况：
第一、《明史》载，英宗于宣德十年正月登基便下达了减免征役，造作的诏令。《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元年，浮梁民陆子顺一次向北京宫廷进贡瓷器五万余件。这揭示了正统初官窑一度停烧，而民窑可能承担了官窑向朝廷贡瓷的任务。
第二、正统三年禁民窑“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明英宗实录》)。正统六年北京重建三殿(谨身、华盖、奉天)工程完成 “命造九龙九凤膳案诸器，既又造青龙白地花缸”(《明史 ·食货志》)又，“行在光禄寺奏……其金龙金凤白瓷罐等件，令江西饶州府造“(《明英宗实录》)。由此可见，正统初，民窑生产相当活跃，而官窑于正统六年之后似也全面恢复了生产。
第三、《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十二年“禁 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反映了当时民窑盛产彩瓷的情况。
第四、明郭子章《豫章大事记》载：“景泰五年，减饶州岁造瓷器三之一”可见，景泰一朝虽短暂，但也有官窑生产，只是产量比前代锐减。
第五、天顺元年“仍委中官烧造”(《浮梁县志属四》)天顺三年，“光禄寺奏请于江西饶州府烧造瓷器共十三万三千有余，工部以饶州民艰难，奏减八万，从之”(《江西大志 · 陶 书》)又，天顺八年正月“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瓷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去官员即便回家”(《明史 ·卷八十二》)。可见天顺朝官窑似一直未辍烧。
如果综合考察近年出土资料与传世品， 并联系上述文献可见，所谓“空白期”，也并非完全空白。
(一)关于正统官窑瓷器
1988年11月珠山明御厂西墙一带发现一正统官窑遗存，出土瓷器有青花云龙纹大缸(腹径达88厘米)、青花海兽仙山海潮纹器座、青花双耳球花纹瓶、青花缠枝宝相花纹葫芦瓶、青花海水纹靶盏、碗、盘，青花八宝纹碗、青花莲池纹盘、青花海水白龙纹盘、青花刻白龙纹盘、青花龙纹填红直壁碗、青花斗彩莲池鸳鸯纹碗等。以上瓷器的主要特征：a、其青花色调与宣德青花相同；b、器型方面，同类的器型(如靶盏、碗、盘)和宣德的相似，而龙纹大缸、器座、双耳瓶则既不见早于它的宣德，也不见晚于它的成化官窑，属该期特有的器型，其中青花龙纹大缸可与《明史》有关太监王振令景德镇为三大殿造青龙白地花缸的记载相印证：c、纹饰方面，龙纹、缠枝花卉、边饰纹样与宣德相近，而汹涌海潮、海兽、云气、福海仙山和球花纹等均为正统独有纹样。而八吉祥纹中之“鱼”纹，画成“单鱼”；斗彩莲池鸳鸯纹中的小鸟般鸳鸯和花大而叶小的莲荷纹样均富正统特色。
1995年珠山明御厂西侧东司岭基建，在一有宣德纪年瓷片地层的上层出土几块青花八仙人物大缸瓷片，这类无款青花瓷片的胎、釉和青花料与宣德器相近，但纹饰至为特殊； 其人物周围绕以迷漫的云气，与1983年珠山中路出土的“空白期”青花瓷片上的缭绕云气和宽服大袖人物纹样风格相近，该大罐当属正统官窑器无疑。上述特殊纹样，日本陶瓷界习称为“云堂手”，可视为正统之纹饰特征。
把上述遗物与纪年墓葬出土和传世瓷器 (日本学者定为十五世纪民窑)联系起来观察，可进一步了解正统官窑面貌。如武汉市博物馆收藏的明八王墓葬群出土青花莲荷鸳鸯纹盖罐，该器形制与宣德器大体相似，唯器身之下部收敛外撇而与宣德器微有差异，其装饰花纹之莲荷画成花大叶小和形如鸟般的鸳鸯，以及底部之仙山海水纹均富正统官窑特征；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青花缠枝宝相花纹葫芦形瓶，造型和纹饰与珠山出土正统官窑器相同；东京户栗美术馆收藏青花琴棋书画大罐，其形制和纹饰极富正统特色。以上作品当属正统官窑无疑。被定为十五世纪民窑的一些绘琴棋书画、楼台亭阁、仙女、八仙和松竹梅纹大罐，以及绘携琴访友、麒麟和孔雀牡丹纹梅瓶等，其风格亦明显具有正统官窑特征。笔者认为，其中那些器型规整、构图谨严的制品，可能出自正统官窑。
(二)关于景泰、天顺官窑瓷器
目前尚未发现景泰、天顺官窑遗存和传世官款瓷器，但近年珠山出土的如下遗物值得重视。
1、1989年珠山成化地层中出土无款青花印三红鱼莲蓬形大碗，该器敞口敛腹，圈足矮小，底与壁下部较厚，碗心绘青花云龙，云龙纹周围以一圈海水为边饰，外壁下部饰以仙山海水，上部饰三红鳜鱼，其装饰奇特； 即红鱼纹处的碗壁内凹外凸，当用鱼形模具印压而成。此装饰方式目前仅此一例。该器整个风格与正统和成化既有相似处又有相异处，它极可能是天顺官窑遗物。
2、1993年6月，在明御厂故址西侧(今市政府大楼西侧前食堂)基建工地上发现一批宣德、成化纪年官款瓷片和无款青花瓷片，这批遗物无叠压关系，可能是明早中期的扰土和填土，其中无款青花瓷片上的缠枝宝相花极似正统风格，但其青花色泽则较正统灰暗，胎、釉亦不如正统精细，盘的圈足比正统圈足大，且低矮微内敛。其风格与正统和成化有异，当属景泰或天顺官窑遗物。
3、1995年在珠山龙珠阁成化早期地层夹杂着一些无款青花靶盏和碗、盘残片，其造型和纹样与宣德器相近，但胎釉较粗，青花色调灰暗，与同时出土的成化青花清幽淡雅色调区别较大，这批遗物可能是正统之后成化之前的景泰或天顺官窑制品。
以上遗物说明，景泰、天顺有官窑烧造，与前引文献有关记载吻合。从现有出土遗物判断，其时官窑烧造量似不大，品种亦不如前代丰富，其主要特征：青花色调多偏灰淡，既不如以前的正统青花厚重浓丽，也没有成化青花纤细淡雅；造型上(靶盏、碗、盘)多承正统形制，但盘圈足矮而微内敛，挖足多不过肩。
(三)关于三朝民窑瓷器
前述文献有浮梁县民向朝廷贡瓷与官方禁民窑烧造官样青花和彩瓷的记载，联系三朝墓葬出土和纪年瓷器来看，其时民窑不泛优秀之作。如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一书刊正统二年墨书题记的青花缠枝牡丹双铺首樽(罐)，该器器型规整，彩饰精美，其器底部收敛微外撇为正统罐常见形式，双铺首与珠山出土正统官窑青花器座铺首相似，是一件具有官窑风格的优秀民窑制品。又如同书刊出的天顺五年纪事款青花缠枝牡丹凸螭龙瓶、天顺五彩八仙香筒以及浙江嘉兴天顺二年墓出土素三彩瓷船等和江西博物馆藏正统九年魏源墓出土青釉雕狮烛台，造型别致，彩饰典雅，是罕见的民窑珍品。由此可见三朝民窑有精粗之分，精者可与官窑器媲美。其时民窑极为兴盛，地位提高，可与官窑相执牛耳，否则的话，民窑就没有资格向朝廷贡瓷和官方出面干预民窑了。
联系上述遗物，从景德镇湖田、瑶里明代窑址出土的三朝遗物，以及江西新建正统二年朱盘斌墓、河北安次正统三年何氏墓、江西景德镇景泰四年严昇和七年袁氏墓、广东东莞天顺三年罗亨信墓和四川平武天顺八年王玺夫妇合葬墓出土瓷器来看，其产品主要特征有：第一、青花料，正统多与宣德接近，呈色较浓艳，景泰、天顺则多显淡灰蓝色。第二、该期各式罐流行，罐中部多收敛外撇是其一大特征。出现双铺首罐，贴雕螭龙瓶和连座香筒之类罕见器型。盘圈足有变大趋势，且多矮而微内敛。第三、纹饰以缠枝花卉最常见，其枝叶不交不蔓均比前代同类花纹显得疏朗，叶片有留白，多为带蝌蚪尾剪刀叶型。螺旋式莲瓣、圈点式小朵梅花、椭圆球形松针、船形叶卷草和仙人掌状海水浪花纹，均属该期民窑纹饰特点。杂宝纹、麻菇云气纹、梅花月影、犀牛望月、孔雀山石和仙道人物纹是三朝民窑惯用之纹饰。
五、结 语
明洪武至天顺官窑瓷器除由于工艺技术的变化在瓷器上留下供人识别的印记之外， 社会政治文化对官窑艺术风格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知道，朱元璋立国之初便置儒学提举司，命著名宋儒宋濂为提举，遣太子朱标受经学。永乐时解缙于1402年所编《天潢玉牒》将洪武描绘成皇族的先祖和儒教传统的圣君哲皇。那么，明早期统治者在否定元蒙异族统治政权的同时，着力恢复的便是宋儒文化传统及其相应的汉民族审美标准。这种情况在官窑瓷器中反映得尤为明显，如洪武、 永乐瓷器除外销瓷保留一些伊斯兰、阿拉伯风格外，宫中用瓷大都追求唐宋风格，而宣德官窑对宋代各大名窑的大量仿造，更是这种风气的真实反映。明洪武至天顺官窑瓷器风格演化趋势便是如此，外来文化对它的影响 显得愈来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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