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哺乳动物，性格温顺。自在远古时期被人类所驯服以来，大象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劳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此，大象在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礼仪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载：“舜葬苍梧，下有群象常为之耕。”又云：“禹葬会稽，祠下有群象耕田。”^[1]可见，大象在大禹时期就已是天下太平的瑞兆。陆龟蒙《象耕鸟耘辨》说：“世谓舜之在下也，田于历山，象为之耕，鸟为之耘。”^[2]此乃目前记述大象从事农业生产劳作的最早文献。此外，唐代刘恂《岭表录异》亦载：“广之属郡潮、循州，多野象……又云南豪族，家多畜象，负重致远，若中国之牛马。”^[3]由上可知，作为古代社会重要的蓄力，大象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甲骨文中，“为”字是象形字，由“爪”和“象”两部分组成。明代王圻、王思羲在《三才图会》卷之鸟兽三上册（图1）对大象的来源、形象等作了具体描述^[4]。《明史·职官志》：“驯象所，领象奴养象，以供朝会陈列、驾辇、驮宝之事。”^[5]这一切都说明在中国猎捕和驯化亚洲象的历史非常久远，或许是象与农业的关系太密切，同时，象在人们心中的印象体形硕大、行走稳健、性情温和、安详庄重、知恩图报、负重任远，人们赋予了大象“兽中德者”的美誉。

在《唐六典》卷四中记载，开元七年，定大瑞时，白象及象车作为祥瑞之兽，皆位于大瑞之列，足见其尊贵地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象”和“祥”字发音一样，有着“太平有象”“吉祥如意”“万象更新”“出将入相”等寓意。

明清官窑瓷器制作工艺已趋于成熟，瓷器的装饰风格也丰富多样。从现今景德镇御窑厂出土的遗物来看，以大象纹为装饰题材的瓷器最早出现在明宣德时期，正统至天顺、成化时期以象纹装饰题材最为丰富，品类以青花为主，器型有盘、碗、靶盏、蟋蟀罐、瓶、钵等。现将出土的典型器物介绍如下：

明宣德青花海怪纹盘（图2）。口径65.3cm，底径49.7cm，高9cm。侈口，浅弧腹，矮圈足，白沙底，底部无釉露胎。该器以青花装饰，盘心与内外壁均满绘海涛纹，海涛间出没各种海中灵异怪兽，盘心为双翼象形海兽，内外壁绘有龙、羊、鹿、虾、文瑶鱼等不同形状海怪十六种。该盘器形硕大，纹饰细腻流畅，构图繁而不乱，气势恢宏，而该纹饰又与南京“天妃宫”壁画中的海怪纹相似，很可能与当年郑和下西洋的海事相关。该器无款，应为宣德早期制品。

明宣德青花海水白瑞兽纹蟋蟀罐（图3）。口径12.5cm，高9.5cm，底径12cm。该器作圆柱形，子母口沿处涩胎，呈坐盖式，口沿与底部略收，圈足较窄。罐盖正中心置一小孔，作装盖钮用。罐内壁施满釉，釉面光亮，胎质坚致。器外壁以青花装饰，釉面莹亮，满饰海涛纹，主体纹饰绘一对象形海怪出没于海水中，同时罐盖也绘象形海怪，纹饰呼应。露胎处呈红色，盖底以青花书“大明宣德年製”单行六字楷书横款，罐底以青花书“大明宣德年製”单行六字楷书竖款，宣德时期的楷书款与著名书法家沈度的墨迹十分相似，该器型始于宣德时期。

2003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三家单位联合组成考古队在明御窑厂（今龙珠阁北侧）进行考古发掘。“在成化地层中发现大量的仿宋官窑青釉瓷残片堆积”^[6]，经修复后有几件成化青釉象耳簋式炉，并修复了其中一件（图4）。其口径25.5cm，底径17.5cm，高19cm，该器胎、釉质地与仿宋官窑一致。整器撇口，鼓腹，圈足外撇。器壁贴塑象耳一对，通体施青釉，口沿处刮釉一周后施一圈紫金釉，足底露胎处呈深褐色，有“紫口铁足”的特征。成化时期御窑厂仿制宋官窑的产品质量上乘，所用的胎土洁白细腻，釉面也更加莹润。据明曹昭《格古要论》中记载：“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有黑土者谓之乌泥窑。”^[7]宋代官窑器“紫口铁足”的形成是因为流釉后出现了含铁量较高的紫金釉胎土本色，而成化时期御窑厂烧制仿宋官窑器所用的胎土是含铁量较低的灰白胎，这种“紫口铁足”的效果也是有意模仿，故此器当属明人记载的宋修内司官窑烧制的仿宋官窑瓷器。

以“太平有象”为主题的瓷器盛行于明清两代，多以立体化的器物形象流传于世。清代乾隆年间，瓷器生产技艺处于康雍乾盛世的后期，陈设瓷造型各异，推陈出新。其中，以“太平有象”为表现题材的装饰样式在清宫瓷器中比较常见，这类器物大多数由大象、瓶、人物三部分组成，象、瓶的组合和象、人物、瓶的组合最为常见，而童子与象的组合较少。

“太平有象”中大象所驮的瓶以将军罐、出戟尊、罍为主，戟寓意“升级”。象驮宝瓶，瓶以梅瓶、玉壶春瓶、观音尊、觚等器型较为常见，所插的花卉以牡丹、百合、月季居多。其装饰技法有青花、景泰蓝、粉彩、珐琅等装饰工艺。这类瓷器目前存世较多，如现藏于上饶博物馆的一件清乾隆粉彩太平有象瓷尊（图5左），以象驮宝瓶为饰，象四足直立，侧首回视，双眼微睁，两侧有一对象牙突出，双耳下垂，尾巴贴身呈摇摆状。背部鞍座上披挂花瓣形鞍，顶置出戟瓷尊，出戟瓷尊以绿釉为地，戟身彩绘缠枝花卉纹，边戟涂金，戟颈部及底部绘蕉叶纹。象身两侧下垂厚长锦缎，均彩绘描金海水云龙纹，披挂下置流苏。象身施灰釉，四足底端无釉露胎，胎质细腻洁白，坚硬致密。通体施透明釉，釉面莹润，施釉前先在胎体上刻画出长短、深浅不一的褶皱，施釉后褶皱处积较厚的釉，这样可以形象地表现出大象身上的骨骼、经络、血脉的质感，使象的造型更加栩栩如生，气派非凡，系属官样造型，无款。整体造型敦厚吉祥，温顺可爱。此器工艺繁缛，制作逼真而细致，难能可贵。

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收藏了几件以“太平有象”为主题的瓷器。如清代“太平有象”瓷尊（图5右）。该器长25.5cm，高27.5cm，瓶长6.5cm。象驮宝瓶瓷塑，大象四足直立，侧首回视，双眼微睁，鼻子上卷，两侧突出长牙，双耳作下垂状，尾巴前摆。背部披挂一元宝形鞍，顶置出戟瓷尊，下垂厚长锦缎，彩绘如意、蝙蝠、吉罄、波涛、璎珞、连珠纹等。象身施灰棕色釉，局部加饰深色毫毛，栩栩如生。四足底端无釉露胎，胎质洁白，坚硬致密。出戟瓷尊以湖绿釉为地，彩绘红绿番莲纹，边戟涂金。整件器物无款，但器形与纹饰是乾隆时期的风格。鞍锦纹样有寿山福海、吉庆有余的寓意，大象和宝瓶共组“太平有象”，属官样造型。除了瓷胎之外，亦有铜胎掐丝珐琅制品，均成对陈设。

清乾隆粉彩绿地太平有象香插（图6），高4.8cm，底径7.0cm。此香插主要部分为一浅碟，碟心立一驯象，其四周贴饰道教八宝——古钱、双钱、金锭、银锭、单钱、犀角、方胜、珊瑚，共八样。象驮宝瓶，意喻“太平有象”。古钱上有“天下太平”四字。碟子的内外壁均施湖绿釉，碟口沿以红地绘回纹一周。器底湖绿釉地“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红色篆款。

在古代，人们崇尚祥瑞，认为祥瑞可以辟邪求吉，并且求仙意识特别强烈。无论是古代画像还是瓷器上常常有对众多祥瑞的描绘，像四灵、凤鸟、天马、仙鹿、飞鱼、翼兽等都是古代装饰题材的常见纹样。“象”同“祥”谐音，体形硕大，憨态可掬，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在佛教中，有佛陀化白象的说法，人们认为大象是菩萨的化身，可见大象在佛教中的地位。菩萨以白象形象降生于世，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力量和智慧。《白虎通》载：“象者，象太平而作，示已太平。”象力大且性格温顺，历来被视作祥瑞之物，常常驮负法器等。唐宋以后，随着宗教信仰的盛行，带有佛教元素且表现太平有象的题材在壁画、诗词、雕塑、瓷器、青铜器等中也有较多体现。明代大象与藏传佛教结合，产生了佛像、童子、瓶等装饰题材的组合。《汉书礼乐志》云：“象来致福”。我国四大名山之一的峨眉山供奉的普贤菩萨，以德行第一而著称，其坐骑就是“六牙白象”。普贤菩萨骑象的铜像坐落在今四川峨眉山万年寺内。

从流传的佛经翻译上来看，大象与佛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据《法华经》中《佛说观音普贤菩萨行法经》记载：“普贤菩萨身量无边……以智慧力化乘白象，其象六牙，七支柱地。”^[8]由上可知佛经里把六牙白象当作普贤菩萨的化身；《修行本起经·菩萨降身品第二》记载把六牙白象当作佛祖的化身，同时也流传释迦牟尼佛祖化乘白象的说法，如《修行本起经》卷上“菩萨降身品第二”就记述了“于是能仁菩萨，化乘白象，来就母胎。用四月八日……生子处家，当为转轮飞行皇帝，出家学道，当得作佛，度脱十方。”这个佛经故事，也描述能仁菩萨化身白象的说法。《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载裴松之注引《浮屠经》说，“浮屠，太子也，父曰屑头邪，母云莫邪……始莫邪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左胁出，生而有结，坠地能行七步。此国在天竺城中。”^[9]由此可见当时的大象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大象已经被当作菩萨、佛祖的化身供奉。

随着佛教思想的传播，大象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也逐渐神化、祥瑞化，成为吉祥的化身，大象与佛祖的关系也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如佛经《异部宗轮论》说“一切菩萨如母胎时，作白象形”，《妙法莲华经》中有普贤菩萨“我尔时乘六牙白象王，与大菩萨众俱诣起所，而自现身”等说法。这类佛经的传入，认可了大象在佛教中的地位，作为智慧和力量的化身，在佛教信徒中逐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法华经》等其他佛经也对白象、菩萨、佛祖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做过描述。在《洛阳迦蓝记》中就有记载“作六牙白象负释迦在虚空中，庄严佛事……像停之处，观者如堵……”^[10]的描写，由此看出文中所说的六牙白象与佛事的关系，大象所到的地方，引来众多信徒的围观。逐渐大象不仅代表着佛祖的化身，还代表佛教宗派、佛教教义，赋予神圣的智慧和力量，具有圆满和吉祥的寓意，也是人们对生活的憧憬。

《晋书·舆服志》有载：“象车，汉卤簿最在前。武帝太康中平吴后，南越献驯象，诏作大车驾之，以载黄门鼓吹数十人，使越人骑之。元正大会，驾象入庭。”当时驯象是作为仪仗队站在最前列为皇家服务的。从《宋史·仪卫志》记载，以往大象的用途是作为驾车，宋代仪仗中的大象由南越军人所骑，并配备四名士兵牵引，其中驯象身上的装饰也体现宋人对驯象的重视，这也可以看出宋代大象作为导驾仪仗队开始独立使用，承担宫中的礼仪，也从这时候开始大象才可以真正意义称为“仪象”。到了元明时期，仪象的方式基本还是沿袭宋代制度，以“象六”和“驾辂象”四只来规定。甚至元代皇帝出行仪仗队中也少不了有仪象，《元史·贺胜传》描述了皇帝打猎时，仪象身躯庞大但是也害怕狮子的记载。据《明史·仪卫志》载：“洪武元年十月，定元旦朝贺仪：金吾卫于奉天门外分设旗帜。宿卫于午门外分设兵仗……驯象六，分左右。”这是洪武时期驯象的仪仗礼仪。《明会典》二二八卷中记载明中期的宫廷礼仪制度，准备重大祭祀典礼仪式，必使象驮祭器架辂车出现，并且还会在各主要城门和街口处设仪象队，明中晚期设立了锦衣卫驯象所，这是专门训练、饲养象只的机构，承担为备朝会陈列及驾驮宝之用。

清代康熙时期开始在皇家仪仗队中使用仪象，但是当时仪仗队中仪象的使用相对后朝比较简陋，仅一双驯象驮宝瓶。乾隆十三年，皇帝钦定卤簿宝象，完善了仪仗制度，驯象的功能和职责也清楚划分。按照礼仪，仪象分为宝象和导象两种，导象站于仪仗队的前排，一般都是选体格健康硕大的仪象为主，代表着帝王的威严；宝象背上身驮宝瓶等，寓意太平。这时期仪象的使用也达到了全盛之时。驯象所、象具及使用场合等得到了规范与发展，但还是以“皇帝乘金辇，前列导象次宝象”的基本格局而定。随着仪象的广泛使用，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也是统治阶级权力的表现。

大象的文化价值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广泛地参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及精神文化构建，因“象”字与吉祥的“祥”字谐音，所以象文化中也包含着人们对太平盛世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明清官窑瓷器上以大象为主题的装饰风格，如“瑞兽吉祥”“天下太平，天天喜象”等，体现了古代帝王对大象的喜爱，也是对社会治国安定的某种期许；大象作为圣物，在佛教中的地位堪比菩萨，象征着智慧和力量，也被人喻为释迦牟尼化身；皇家卤簿仪象成为封建王朝的一项礼仪制度，表达了封建专制统治对皇权与礼制的高度集中，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的表现，也是历代封建王朝权力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