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御窑博物院

最后一位督陶官郭葆昌

发布日期：2024-07-02

以下文章来源于文物天地月刊，作者方婷婷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进行“朝贺典礼”恢复帝制。1916年元旦，袁世凯复辟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全国各地发起讨袁运动。袁世凯被迫在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仅83天后复辟失败。1915年底，为了凸显“洪宪朝”的开始，庆祝登基大典，按照明清两代封建王朝的惯例，袁世凯定烧一批御瓷，以做筹备活动用。

1915年1月20日，袁世凯正式任命郭葆昌出任九江监督。

1920年向焯的《景德镇陶业纪事》中描述：“民国五年（1916），袁总统洪宪时代，曾设陶务监督署。帝制败，署亦撤焉。今则数椽古屋，为军警所屯驻。”

1934年杜重远《景德镇瓷业调查记》云：“洪宪时代为重建御窑，曾设过一次陶业监督。”

1942年赵汝珍的《古玩指南》之《瓷器》篇“洪宪瓷”条记载：“清社既屋，民国成立，继之而起者则有袁项城之洪宪瓷。先是项城酝酿称帝，照专制时代之惯例，登极时必造瓷以资纪念，遂派公府庶务司长、瓷学专家之郭葆昌氏为九江关监督兼陶务监督，经营烧造事宜。当时只陶土、人工出自景德，颜料则取诸禁内。所制各器悉仿‘古月轩’，而底款则一律为红色篆书‘居仁堂’三字。以胎质太薄，烧炼时损失甚钜，是以精品不多，烧成后分赏简任官吏各一件。比帝制失败，窑亦瓦解，此即世所传之‘洪宪瓷’也。当时所余材料，均为景德工人所得，乃以之制仿洪宪瓷，但亦以最先一部出品为佳。瓷业中人因见洪宪瓷见重于世，咸以‘洪宪年制’‘洪宪御制’或‘洪宪元年’等伪款笔于器底，以资号召，实则真洪宪瓷固无‘洪宪’字样也。”

1959年《景德镇陶瓷史稿》中也有明确记载：“入民国以后，袁世凯在1915年窃国称帝，预备用‘洪宪’作为它的年号，于1916年（民国五年）曾将前清御窑厂改建为陶务监督署，派郭葆昌到景德镇来督造御器，造瓷四万件，内有仿珐琅彩瓷一百件，报销至一百四十万元。洪宪并没有御厂，是雇工或发彩形式，绘瓷地点在湖北会馆，以雍、乾作品为标准仿造，烧窑户为民厂鄢得意（即鄢如珍）。”

1981年叶佩兰的《谈“洪宪瓷”与郭葆昌督造的瓷器》一文中记载：“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民国时代的珍品里，有一部分为郭葆昌家属新中国成立前捐献的，也有是新中国成立后新收的，这些藏品确有仿珐琅彩瓷器，仿粉彩瓷器及一色釉瓷器。……款识都不一样，有‘居仁堂’‘颐寿堂’‘陶务监督郭葆昌谨制’……就是没有‘洪宪’款的器物。”

据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雪（叔祯）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的回忆，“有一次听二哥（袁世凯次子袁克文）说和他常在一起的朋友郭葆昌奉大典筹备处的命令，到江西景德镇去烧洪宪彩瓷去了”。袁世凯第七子袁克齐，曾留学于英国，据他回忆袁世凯平生不好古玩，洪宪瓷的品种和样式是由袁“登极造瓷以资纪念”的分管部门、大典筹备处处长朱启钤负责，郭葆昌具体操办。

1985年，耿宝昌在《明清瓷器鉴定（下）》写道：“闻名于世的‘居仁堂制’款瓷，理应是正宗的‘洪宪’瓷。正式制作的‘居仁堂’款瓷，均以雍、乾彩器为标准。凡有‘洪宪年制’或‘洪宪御制’款的器物都应看作赝品。

以上几则资料记述了洪宪年间“设陶务监督署”，以及洪宪瓷的各个品种。然而，由于袁世凯复辟称帝的闹剧极其短暂，且他“为了掩饰劣迹，毁灭罪证，大量破坏档案文件……曾两次下令烧毁档案”。洪宪瓷的款识为“居仁堂制”。但是流传至今署“居仁堂制”款的瓷器五花八门，款式和书风也多种多样。

民国“居仁堂制”款青花牛郎织女图盘（图一），高2、口径14.8、底径8.6厘米。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藏。敛口，浅弧腹，矮圈足。通体以青花装饰并施以透明釉。盘心绘牛郎织女图，盘内壁绘如意云头。盘底以青花书“居仁堂制”款。

民国青花釉里红云龙纹天球瓶（图二），口径11.8、高49.8、腹径36.7、底径20厘米。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藏。直颈，弧腹，矮圈足。通体以青花釉里红装饰，瓶身以青花绘五爪云龙纹。

民国“洪宪年制”粉彩红双龙纹带盖温钵（图三），通高17、口径17.8、足径11厘米，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藏。宝珠顶，弧腹，圈足。器身以粉彩装饰，钵的肩部贴塑4个环形系，器盖与器身口部均绘有回纹，器身绘云龙纹。底部书“洪宪年制”款。

从以上几件（套）瓷器不难看出当时工匠充分掌握了胎釉的性能，能够很好地烧造出高水平的瓷器。胎极薄，纹饰精美。无论是纹饰设计还是制瓷工艺都有较高的艺术造诣，正如《景德镇陶瓷史稿》中描述的以雍乾作品为标准仿造。郭氏督造的粉彩精品，在白釉瓷器上描绘纹饰，经炉火低温烧制而成，画工细腻，色调柔和艳丽。虽造型和纹样方面不如雍乾时期的作品那么丰富多彩，但也有当时的特色，这与郭葆昌的督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郭葆昌（1879～1942年），字世五，号觯斋，河北定兴人。自小聪慧好学，博览全书，后被家人送往北京琉璃厂做学徒，很快就崭露头角，曾任职于北京西安门古玩铺。当年袁世凯在西华门，也就是郭葆昌当学徒的那家古玩铺买过四扇挂屏，还是小徒弟的郭葆昌将东西亲自送到袁府，还帮助布置客厅。袁世凯见他机灵年轻又懂事体面就留着给自己当差。袁世凯称帝后，郭葆昌先委任总统府庶务司长，相当于账房先生一类的职务，后提拔他为袁府总管。

1915年8月，为恢复帝制开始着手成立筹委会，为新的“帝国”制礼作乐，烧造洪宪瓷器，郭葆昌在文华殿提取了大量精美瓷器，以做样本，携以赴任。后因复辟的时间太短，以致洪宪瓷器未能大量烧成。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就居住在慈禧太后所建的海晏堂办公，后改名为居仁堂。以“居仁堂制”为款的瓷器就是变相的民国“御瓷”。郭葆昌到达景德镇以后，花重金请回原御窑厂的工匠，如鄢如珍等人。选用精良的瓷土、彩料、燃料等，先仿制雍正、乾隆官窑粉彩瓷器，他不惜工本，质量求精，每件瓷器在入窑前，他都亲自检查，质量不合格的都不能入窑烧制，他也仿过去的方法，把瑕疵品、淘汰品都摔碎不留。他督造的瓷器，造型端庄，胎质细白，釉面莹润，与雍正、乾隆官窑的瓷器相比，也毫不逊色。

郭葆昌个人的私欲也较强，瓷器烧制的落款有两种：一为“居仁堂制”，款为红彩楷书与篆书，也有青花篆书，这是专给袁世凯烧的。另一款用“觯斋”为款的瓷器，是为自己烧造的。这类瓷器胎质细腻，画工精细，别具一格。袁世凯复辟结束后不久，“洪宪”瓷业也如昙花一现。“居仁堂制”款瓷器后来被收藏家所追捧，社会上出现一批洪宪瓷，其中不乏名家手笔。袁世凯死后，郭所提取的文华殿瓷器，尽归其私有，后来郭葆昌成了瓷器收藏家。

郭葆昌辑成的《唐俊公先生陶务纪年表》，翔实考订了唐英（字俊公）这位雍乾两朝督陶官的一生，是研究清代官窑的开山之作。唐英（1682～1756年），沈阳人，清雍正元年（1723），任内务府员外郎。雍正六年（1728），奉命驻景德镇协理陶务，至乾隆八年（1743）11月结束陶务离镇，在镇协理陶务长达15年之久。雍正八年（1730），绘制《陶成图》；雍正十三年（1735），著就《陶成纪事》；乾隆八年（1743），撰写《陶冶图说》，并制图20幅，对景德镇制瓷工艺进行了科学总结。唐英的这些著作，对指导、促进景德镇的瓷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郭葆昌深受唐英的影响，世人称其为“洪宪御瓷”郭葆昌。郭葆昌因其在古陶瓷上的艺术造诣，被古物陈列所与故宫博物院聘为专门委员，负责瓷器鉴定。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的瓷器陈列，多经郭氏审定。1941年，郭葆昌去世后，遗愿将生平所藏瓷器捐献给故宫。

尽管“洪宪”瓷的烧造时间不长，但是作为最后的“官窑”，将中国近代制瓷工艺推向一个高峰。“洪宪”瓷的精心烧造也成就了郭葆昌的一生。之后的徐世昌、曹锟等人在景德镇命人定烧的私人用器如“静远堂制”款瓷器、“延庆楼制”款瓷器等，无论器形、釉色还是款识，都深受“洪宪”瓷的影响。

在郭葆昌的督陶下，景德镇制瓷业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洪宪御瓷”已被收藏界视作中国瓷业史上的一朵复兴之花。这些瓷器绘画精细，用料考究，烧制完美，成为民国时期瓷器之首。

本文刊载于《文物天地》2024年第1期，参考文献从略，下载全文请登录中国知网首页-出版物检索-文物天地

作者及其单位：方婷婷，景德镇御窑博物院